只有三份，每份都有收文人的草签。瑞安手上这份是由局长本人草签的。在中央情报局里，这种只印三份的文件是极为罕见的。对瑞安的忠诚调查是最高级的，“星云”级别，他还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从穆尔和格里尔严肃庄重的脸上，他猜到他们是该文件的两个收文人；估计另外一个是负责军事行动的副局长罗伯特·里特，他也是得克萨斯人。
瑞安翻过索引页，发现报告是复印的，原件是用手动打字机打的，而且打字人不是职业秘书，因为多处出现叠字情况。如果连南希·卡明斯和其他高级行政秘书都不许看，那么……瑞安抬起了头。
“没关系，杰克，”格里尔说。“刚才已经决定特许你阅读‘柳树’报告。”
瑞安坐下之后，虽然很激动，但还是慢慢地仔细阅读起来。
提供报告的人代号叫“红衣主教”。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最高级的间谍，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由另一个已故的传奇人物奥列格·潘科夫斯基在20多年前吸收的谍报员。当时，潘科夫斯基是苏联军事情报总局的一名上校军官，这个情报总局相当于美国的国防情报局，但规模更大，活动力更强。他的职位使他每天都能接触到苏联军队中各方面的情况，从红军的指挥机构到洲际导弹的战备状态，无一不晓。他的情报通常通过一名英国联系人格雷维尔·温送出苏联。这些情报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十分看重他的情报，甚至有点过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潘科夫斯基终于暴露了。当时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他整理送出了情报，正是这份情报使肯尼迪总统了解到苏联的战略系统并不准备打仗，从而使总统能够把赫鲁晓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归功于肯尼迪神经坚定的那著名的一瞬间，正是由于他看到了对方手中的牌，这在历史上并非鲜见。肯尼迪的优势是这名勇敢的间谍给予的，但总统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华盛顿曾向潘科夫斯基发出了急报要求，但潘科夫斯基对此未免操之过急了，再加上他已经受到了怀疑，这一切终于断送了他。他为他的叛国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前，“红衣主教”首先得知潘科夫斯基在这个人人都受到监视的社会里已成为重点监视的对象，他警告了他，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当上校明白他已经无法逃离苏联时，他要求“红衣主教”立刻告发他，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推动他所吸收的一名间谍的事业发展，这就是这个勇士开的最后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玩笑。
“红衣主教”的工作一定要象他的代号一样秘密。他成了一名政治局委员的高级顾问和心腹，经常作为他的代表出入苏联的军事机构，接触到大量最高层的政治和军事情报。因此他所提供的情报具有特别重大的价值，但是反过来，同样又非常值得怀疑。在中央情报局，他的情况只有极少数几个高级谍报官员知道，但他们感到难以置信的是，成千上万专门监视所有人和所有事的克格勃反间谍官员，居然会没有一个能在某个时刻把他“转过去”！因此，“红衣主教”提供的材料一般都要用从其他间谍和渠道获得的情报进行反复核实。但是，他的情报都经受住了验证。他胜过了众多的小间谍。
在华盛顿，知道“红衣主教”这个名字的只有中央情报局的三个最高行政官员。每个月的第一天，他们都给他的资料取一个新的代号，知道这个代号的人仅仅限于中央情报局最高层的官员和分析专家。这个月的代号就是“柳树”。在万不得已需要把“红衣主教”提供的情报告知局外人时，就象黑手党掩盖其经济收入来源一样，事先要把材料仔细地处理一番，以掩盖其来源。中央情报局为了保护他还制定了许多专门的安全措施。为了防止因密码被破译而暴露“红衣主教”的身份，他的情报一律不通过无线电或陆上通信线路传送，而全部采用专人递交方式。“红衣主教”本人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潘科夫斯基的命运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他的情报通过一系列的中间人被送到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站长手里。这个站的站长已经换了12任，而他却一直活动着。其中有个站长是个野战军退役军官，他有个兄弟是耶稣会教士，也是纽约福德姆大学的哲学和神学讲师。他每天早晨都要做弥撒，为这个他永远不会相识的人的安全和灵魂祈祷。“红衣主教”之所以能够一直幸存下来，最好的解释莫过于此。
中央情报局曾经先后四次为他安排了逃离苏联的机会，但他都一一拒绝了。一些人因而认为，这足以证明他已经被转过去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恰好证明了他象大多数有成就的间谍一样，是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某些东西的驱使下干这行的，因此，他也和他们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