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管理委员会的证书。相当不错。”泰特忽然感到，同俄国人打交道很不自在。他受的教育和在海军服役时期学到的都是说这些人是敌人。这没关系。几年前，他曾宣过誓，对待病人要一视同仁。他们相信这点吗？他们是不是认为，因为这个士兵是俄国人，他会让他死去？“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在尽最大努力来治疗你们的士兵，不惜任何代价。如果有办法把他活着送还你们，我们一定设法办到。但是我现在不能作出任何保证。”
这些苏联人明白这点。佩奇金在等待莫斯科的指示，同时，他已查过泰特的情况，发现他虽然是个宗教狂，但却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医生，是政府部门中的一个佼佼者。
“他说了什么没有？”佩奇金随便问了一声。
“没有，我来后一直没有。杰米说，他们给他暖和过来后，他处于半苏醒状态时，嘴里曾咕哝了几分钟，当然，我们给录了下来，请一个会讲俄语的军官听。好象是关于一个褐色眼睛的女孩什么的，没有什么意思。大概是他的心上人吧——他长得挺漂亮，大概老家有个女朋友。讲的很不连贯。象他这种情况的病人，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能听听录音吗？”佩奇金说。
“当然可以。我让他们送来。”
詹姆森绕过拐角走了过来。“办好了。每六小时输一克凯弗林，希望能起作用。”
“他的手脚怎么样？”斯米尔诺夫问道。这位上校懂得一些有关冻伤的知识。
“那个我们倒不担心。”詹姆森回答说。“我们给他把手指、脚趾全都包上了棉花，以防浸坏。如果过两天他能活下来，会出现庖疹，可能还会损坏一些什么组织，但那都是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佩奇金迅速地转回头去。“他来到时身上没戴任何身份证明牌，衣服上也没有舰名。没有钱包，没有身份证，口袋里连一个硬币也没有。这对给他开始诊治倒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能看到他的病历，我会心里踏实些。如果能知道他对什么过敏或还有什么潜在病情，那就好了。我们不希望他因为对药物过敏而陷入休克。”
“他穿的是什么？”斯米尔诺夫问道。
“橡皮的海上救生服，”詹姆森答道。“感谢上帝，找到他的那些人没给他脱下来。他一到，我马上给割开拿下来。里面是衬衫、裤子、手绢。你们的人不戴身份证明牌吗？”
“戴，”斯米尔诺夫回答。“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我是听说的，那纯属运气。一艘驱逐舰的一架直升机巡逻时发现他在水中。他们机上没有救援器具，只好用海水染色剂在那个地方作了记号然后回舰。一个帆缆军士长自告奋勇去找他。他们把他和一个救生筏筒装上了直升机飞了回去。驱逐舰急忙向南随行。军士长先将救生筏踢下去，然后自己对着筒子跳下去。倒霉的是他把两条腿都摔坏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把你们那个士兵拉进了救生筏。一小时后，驱逐舰把他们救了上去，然后直接用飞机送到这里。”
“你们那个士兵的情况怎样？”
“他会好的。左腿情况不是太坏，右腿胫骨碎得很厉害，”詹姆森继续说。“得几个月才能好呢。暂时跳不成舞啦。”
俄国人认为，这些美国人是有意把他们士兵的身份标志除去的。唐姆森和泰特则怀疑这个人可能想叛逃而是自己把身份标志搞掉的。他脖子上有一条红的印痕，说明曾用劲扯掉什么。
“如果允许，”斯米尔诺夫说，“我想看看你们的士兵，当面道谢。”
“当然允许，上校，”泰特点点头。“你真周到。”
“他一定是个勇敢的士兵。”
“水兵尽份内责任罢了。你们的士兵也会这样做的。”泰勒心中却想，这可就难说了。“先生们，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海水却不管这些。大海——嗯，她可不管我们悬的是什么国旗，一律吞没。”
佩奇金回过头来，透过窗子使劲看，想看清病人的脸。
“我们能看看他的衣物吗？”他问。
“当然。不过也看不出什么。他是个厨师。我们只知道这点。”詹姆森说。
“厨师？”佩奇金转过身来。
“监听录音带的军官——显然，他是位情报官员，对不对？他看到他衬衫上的号码后说，这是厨师的号码。”三个数字表明这个病人曾是港内值勤人员，而他的战斗岗位是损害防控。詹姆森不懂，俄国人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士兵都编上号码。难道是为了确定他们不可越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