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痛恨州政府将这鬼地方取名为医院。利玛州立医院。匡当！
廿二号病房内是一片沉寂，除了清扫碎玻璃的声音，因为有人打破活动大厅的小窗。大厅靠墙的木头长椅又重又硬，我们都坐在那里。坐着时可以抽烟，两脚平放，但不准说话，否则日子就难过了。是谁打破玻璃？现在那些戒护人员发火了，因为这件事扫了他们玩牌的兴致。如果我们要求走出小房间，就只能留在活动大厅狸。
……我无法听见任何声音了，我处于昏迷状态之中，全身麻木，那座嘲笑我的墙已经不再笑了，墙是墙，裂缝是裂缝；双手发冷，心脏在空洞的体内重击，焦虑不断啃噬我，企图钻出我的躯壳。我只是躺在床上动也不动（瞪视那片安静得毫无感觉的墙发呆。我是一具什么都不是的行尸走肉，躺在空无一物的洞穴里。从干裂嘴唇溢出的唾液，是抗精神药物正与我的精神、灵魂、肉体进行支配战斗的症候。我能与药物对抗吗？药物会战胜我吗？或是为了逃离铁门外的悲剧现实而委身于第三世界？无法适应的灵魂被丢在社会的垃圾筒里，是否还有继续生存的价值？在这钢筋水泥的箱子里，面对一座不断发出嘲笑、逐渐逼近的墙壁前，我对人类能有什么贡献？放弃算了？就像三十三转的唱片放在七十八转的唱盘上，有愈来愈多的问题在我心中旋转，速度也愈来愈快。突然，恐怖的震憾贯穿全身，现实随之冲向眼前，我猛然一醒，活动僵硬的关节。似乎背脊有什么东西在爬。是我的幻想吗？那种感觉还在，我知道那不是想象，确实有东西在我背上爬行。一瞬间，扣子也没解，倏地将衬衫从头上猛力脱下。这种目眩的恐怖感觉，让我顾不了那么多。掉了三颗扣子。衬衫一丢在地板上，背脊上怪异的感觉也立刻消失，我查看衬衫，发现了入侵者。原来是一只三公分长的黑蟑螂在我腰背上跳舞。这只大虫虽然无害，却吓坏了我。也因为这只蟑螂，我下定了决心。尽管返回了现实，但是我仍在思考内心的争辩。那只讨厌的虫逃掉了。我暗自满足于自己的知觉，因精神与肉体的胜利而感到骄傲。在精神上我并非无能，仍然还有战斗能力。我没输但也没赢。我打破一扇窗，但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
作家收到从利玛医院另一位病患写来的信，信上的日期是1月30日：
敬启者：
打开天窗说亮话。在比利的律师探访过后，比利已从第五集中治疗室被移转到第九集中治疗室，第九号比第五号房更坚固。
转移的决定是在每天的晨间会议中，由该会议的“小组成员”做出的。这对比利而言，是意外也是打击。但他处理得很好……
现在，只有在活动时间我才能与比利交谈，当时我才发现比利的压力几乎快到达极限了。他说除非开除他的律师，否则一直会被禁止会客、写信、打电话。他被要求不得再有任何出书的念头，戒护人员不断羞辱他（我也因为协助比利出书而遭痛斥，这里的人不愿该书出版。）
有人告诉我，比利会被永远关在那间最坚固、最严苛的病房里。
（匿名）
3月12日作家收到利玛医院寄来的信，使用的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原文与译文如下：
Kako ste？ Kazma nadamo。 Zaluta Vreme。 Ne lecenje Billy je spavanje。 On je U redu ne brinite。 I dem na pega。 Ucinicu sve sta mogu za gan mozete ra cunati na mene “ Nuzda ne poznaje zakona。”
Nemojete se Ragen
1980年3月8日星期六
你好吗？希望一切都还顺利。我遗失了时间。由于比利在沉睡中，所以无法接受治疗。他很好，别担心。我将负责管理这儿的一切。为了他，我会尽我所有的力量做该做的事。你可以信赖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雷根
尾语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借着信件、电话继续与比利保持联络。他仍对法院抱有希望，希望法院推翻以前的判决，让他转回雅典医院由郭医师治疗。
1980年4月14日，法官仍拒绝律师申诉的内容──利玛医院不以多重人格的疗程治疗比利──法官依旧裁定比利必须在利玛医院接受治疗。
1979年大部份时间，俄亥俄州议会都在检讨修改因精神异常而不予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