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当年，北京图书馆及燕京和辅仁的图书馆，都还借不到他的书。
一九三九年秋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时，学院为了躲避纳粹轰炸，大学整个都疏散到剑桥去了。在大学城里，最便当的是买书。当时我的薪金十分菲薄（年薪二百五十镑，还要抽所得税），可是我每月都要留出一笔购书费。我还想，自莎士比亚以来英国古典的文学著作，在国内不难找，所以我就集中买当代的文学书。劳伦斯、维·吴尔夫——自然我也买了乔伊斯早期的短篇集《都柏林人》和《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那时《尤利西斯》刚开禁不久，英国版才出了没几年。它的单行本最早是一九二二年由巴黎莎士比亚书屋出版的。我买到的是奥德赛出版社（1935年 8月版）出版的两卷本。当时有关此书的索引及注释本都还没出，我花了好大力气才勉强把它读完。
一九四二年我辞去东方学院教职，正式去剑桥读研究生了。我研究的课题是英国心理小说。导师博士瑞兰对亨利·杰姆斯有所偏爱。所以我开头读的就是这位美国大师的作品。瑞兰又一向是吴尔夫的宠儿。所以接下去读的是《到灯塔去》和《戴洛维夫人》。乔伊斯当然躲不开，而且是重点。然而我个人更喜欢的还是福斯特。这自然一部分是由于我同他个人之间的交往，然而这里也包含着我对他的小说观的共鸣。可以说，福斯特同乔伊斯在小说艺术的观点上是对立的。在《小说面面观》里，他坚持小说必须有故事情节，这同乔伊斯的看法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所以，正当整个世界卷入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我却躲在剑桥王家学院一间十四世纪的书房里，研究起乔伊斯的这本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来了。当时一边读得十分吃力，一边可又在想，不管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总是本世纪人类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宗奇迹。同时，我心里也一直很明确，这不是中国作家要走的路。我们还太穷，太落后，搞不起象牙之塔。我们的小说需要更贴近社会，贴近人生。可同时又觉得在中国从事文学写作或研究的人，应该知道西方有这么一本书，了解它的艺术意图和写法。可是，正当我啃了半部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时（那是1944年 6月），联军从诺曼底登陆反攻了。我也就丢下学位和乔伊斯，重操旧业，当随军记者去了。
一九四五年初，我去瑞士向欧洲告别时，曾专程前往苏黎世郊区踏访乔伊斯的坟墓。凭吊之余，我曾在《瑞士之行》中写道：“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禀赋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恐难下断语。”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在复旦课堂里，我曾重复过“死胡同”的话。但是一九八七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关于现代主义的演讲时，我说我在文学上是个保守派，但不是个顽固派。我认为就中国国情而言，我们只能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但我不赞成蒙上眼睛、堵上耳朵走路。对于西方在写作方面新的探索，我们应注视，应了解，不可自我封闭。
这次由于动手译此书，我同我的一些“老友”重逢了。这就是四十年代我在英国购买的一些乔伊斯所著以及有关他的书。这批书跟我一道回到内战前夕的上海，然后又流徒到香港，最后于一九四九年被带到开国前的北京。谁料到当时知识分子要找个专故书的地方，根本是枉想。那批书先寄存在老友赵萝蕤教授处，最后，通过老友严文井和何其芳转到了刚刚成立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这回我从那里借了其中的几部。首先自然是一九三九年刚到剑桥就买的两卷本的《尤利西斯》。灰色封面上印着紫色的书名和作者名。正是由于我在一九四六年带回的这批近一千册现代派作家的书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换了主人，它们才逃过了如我其他藏书藏画的劫难，四十多年来安然无恙睡在研究所的资料室里，居然封皮完好。也不知这期间可曾有学者借阅过。打开封皮，看到半个世纪之前我那拙劣的笔迹：
天书
弟子萧乾虔读
一九四0年初夏，剑桥
（可以看出当时我对乔伊斯是多么顶礼膜拜！从“天书”二字也可知对我来说，它有多么深奥。）
下边还有一段描述当时我的生活及环境的话——字迹已经淡得有些模糊了。写的是：
“联军因比（利时）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战场时，身为外国男性，每早六点前、晚八点后即不许出门（女性为十点半）。读此书以消磨日子。”
两本书的边页上都满是读时做的笔记或注释。
几年前，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又从胡适的书信中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