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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乔伊斯对人说：“爱尔兰不喜欢我，正如挪威不喜欢易卜生。”他们二人在描绘各自社会中的人物时，笔下确实都毫不留情。然而今天，他们二人却又都成为各自国家——以至世界的光荣。
乔伊斯是怀着对于他所处的环境强烈的不满而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一九0 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娜拉的一封信中，就谴责了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甚至自己的家庭：
“我从心中摒弃这整个社会的结构；基督教，还有家庭，公认的各种道德准则，当前社会的阶层以及宗教信仰。我怎么能爱我的家！我不过是来自一个为遗传下来的挥霍行为所毁坏的中产阶级。我母亲估计是被我父亲的疾病以及历年的苦恼折磨而死的。当我望到她躺在棺材里的那张脸时，我看到的是那么灰暗，为癌症所折磨的脸。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一个受害者的脸。”
当时他与这位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娜拉相识才两个多月，真是满腹牢骚。接着他还写道：“六年前我脱离了天主教会。我对教会恨之入骨。我发现由于我本性的冲动，我不能再属于它了。我在当学生时就曾偷偷反对过它，拒绝为它任职，因此而沦为乞丐。但是我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如今，我用笔和口公开反对它。”（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169一170页）
天主教会之外，乔伊斯还痛恨异族统治者——英国。全书许多处都从正面或侧面写到这个“家里的陌生人”。当时，都柏林社会贫富悬殊。当我译到“大厅里翩翩起舞的宫廷那五颜六色的服饰，外面却是悲惨的庄稼人，他们饥肠辘辘，面带菜色，吃的是酸模叶子”（《尤利西斯》第十一章）时，只觉得仿佛是在读杜甫。
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其创作者除了精湛艺术之外，都必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乔伊斯正是怀着这样的心开始创作的。
一九0七年他在的里雅斯特演讲时说：
“爱尔兰的经济及文化情况不允许个性的发展。国家的灵魂已经为世纪末的内讧及反复无常所削弱。个人的主动性已由于教会的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人身则为警察、税局及军队所摧残。凡有自尊心的人，绝不愿留在爱尔兰，都逃离那个为天神所惩罚的国家。”
《尤利西斯》中所揭示描绘的都柏林社会真实吗？最好的证人莫如比乔伊斯年长近二十岁，也是在都柏林长大并且同样具有改革社会热忱的萧伯纳了。他曾几次在函文中证实《尤利西斯》描绘的真实性和必要性：“我对它＇《尤利西斯》＇最感兴趣，因为我年轻时也曾在都柏林生活过。我认为他的写法具有经典性。我不认为在坦率描写性的方面需要什么限制。我不能使用乔伊斯先生的语言，我的手太拘谨，没法落笔。当我在都柏林时，年轻的医学生确实是那样，言语脏得很，在性行为上也不检点。他们认为那样才充满活力和富有诗意。我很想把那帮青年组织成一个俱乐部，让他们来读读《尤利西斯》，让他们回答像不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要再问一声：‘我们要不要永远这样下去？’我希望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把乔伊斯所描绘的消灭掉。那时《尤利西斯》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像今天来翻阅十二世纪的地图。把《尤利西斯》这本书禁掉，那就等于把污秽物保护下来。那不是道德之举。倘若一个人朝你举一面镜子来照你本来的面目，即使把镜子打碎也是徒然，不如还是找块肥皂和水把脸洗一洗呢。”（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576页）在另一处，萧伯纳还说：“在爱尔兰，人们如果要使猫干净，就用它自己的爪子来揉它的鼻子。乔伊斯把这种办法应用到人身上了。”他认为乔伊斯在揭露现实的丑恶方面，“超过了我们时代所有的小说家”。
乔伊斯不仅揭露丑恶，他也通过主人公布卢姆写出人性的善良。在第十五章中，他还写到布卢姆的一些乌托邦思想：“我主张整顿本市的风纪，推行简明浅显的《十诫》。让新的世界取代旧的。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都联合起来。每一个大自然之子都将领到三英亩土地和一头母牛。豪华的殡仪汽车。强制万民从事体力劳动。所有的公园统统昼夜向公众开放。电动洗盘机。一切肺病、精神病，战争和行乞必须立即绝迹。普遍大赦。每周举行一次准许戴假面具的狂欢会。一律发奖金。推行世界语以促进普天之下的博爱。再也不要酒吧间食客和以治水肿病为幌子来行骗的家伙们的那种爱国主义了。自由货币，豁免房地租，自由恋爱以及自由世俗国家中的一所自由世俗教会。”
布卢姆这个人物刻划得真实无比。他在生活中固然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