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落。就当日湖北一省之长官中，其能与桂生之升沉荣辱发生关系者，为湖广总督及湖北巡抚等人而已。兹检嘉庆元年前后任湖北巡抚及湖广耆献类徵初编一八四疆臣类三六载清国史馆汪新传略云：
汪新浙江仁和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授编修。三十三年升礼科给事中。三十四年转户科掌印给事中。三十五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五十六年十一月调湖北布政使。六十年五月擢安徽巡抚，时楚省贼匪滋事，经惠龄以留办军需奏请。嘉庆元年六月谕曰，汪新在湖北督理军需，已为熟谙，著即调补湖北巡抚。三年四月卒于军营。
同书同卷张云璈撰汪公墓志铭云：
公姓汪氏，讳新，字又新，号芍陂。
紫竹山房文集九女史方芷斋诗集序略云：
老友方君涤斋（寅恪案，涤斋名宜照，钱塘人。）予未弱冠时同研席。有女曰芳佩，字芷斋，好学工诗。涤斋偕嫂夫人率女随其夫汪编修又新任抵京。芷斋见过，致拜床下。
王昶春融堂集五二毕公沅神道碑（参碑传集七三）略云：
公名沅，字纕衡，一字秋帆。曾祖讳祖泰，由休宁迁太仓，嗣太仓分县镇洋，遂为县人。乾隆十八年顺天乡试中式。又二年补内阁中书，直军机处。二十五年成进士，以一甲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三十六年奉旨授陕西按察使。三十八年十二月授陕西巡抚。三十九年十二月丁张太夫人忧回籍。明年十月陕西巡抚员缺，奉旨著前往署理。五十年正月进京陛见，调河南巡抚，奉旨授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五十九年降补山东巡抚。六十年正月仍授湖广总督，即赴新任，二月奉旨令驻荆常适中之地。嘉庆元年湖北贼起，诡称白莲教，公赴枝江，调兵搜剿。明年公遵旨留驻辰州，七月初三日卒于官舍，年六十有八。夫昶与公乡试同年，同直军机处，又为西安按察使，知公行事为详，庸敢掇其关于军国之大者，勒诸贞石，以示后世。
寅恪案，桂生家本与汪新家交好。其祖兆仑与新之夫人家交谊尤笃。兆仑于乾隆三十五年夏秋间尝借寓汪氏在京住宅，桂生当亦随其父祖居此。（详见下文论端生撰再生缘节中。）故桂生宦游湖北，汪新必不至略不照拂。然汪新已于乾隆六十年五月受命巡抚安徽，虽经惠龄奏请留办军需，未曾离省，然直至嘉庆元年六月，方始正式改授湖北巡抚。当桂生在乾隆六十年末或嘉庆元年春初，预备以知县拣发湖北之时，汪新之去留尚不能预料。此事在桂生心中，汪氏虽可依恃，而不甚确定者也。故此时桂生若往湖北，舍巡抚外，则最有关系者，莫过于湖广总督矣。当日任湖广总督者为毕沅。秋帆乃乾隆朝宏奖风流之封疆大吏，亦当与陈句山有一日之雅，（见紫竹山房诗集一二送毕秋帆殿撰沅赴巩秦阶三路观察任诗。）然句山与秋帆之关系，桂生当日在京求一与秋帆关系密切之人为之介绍者，实舍兰泉莫属。观兰泉所撰秋帆碑文中，兰泉自述其与秋帆之关系，明显如此。盖两人同隶江苏，同年乡举，同任军机处章京，又同任陕西外职，历年颇久，平时交好，最为亲密。（文酒之会如湖海诗传二二毕沅诗选载“集听雨蓬小饮”诗，可见一例。）秋帆身后，其子孙以隧道之文属之兰泉者，非无因也。由是言之，桂生之请兰泉序其祖之诗文集，表面视之，虽颇平常。然察其内容，恐不甚简单。后来汪毕虽逝，而桂生卒由湖北守宰，致位通显，则此一序甚有关系。通习古今世变之君子，不得不于此深为叹息者也。然则兰泉于嘉庆元年二月即出都，其在京时间虽以短促，此时桂生既定计往湖北，实有请兰泉作序之必要。故鄙意嘉庆元年作序最可能之年，而是年之前，端生已卒，范某已归，从可知矣。
桂生请兰泉作序之年，当以嘉庆元年为最可能，已如上所论。但范某赦归之年，即端生逝世相近之年，则似距嘉庆元年较前，而与乾隆五十五年甚近。何以言之，范某非遇赦不能归。依下文所引清高宗实录，范某乃以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获罪遣戍，自此年以后至嘉庆元年，清室共有高宗八旬万寿及内禅授受两大庆典，范某皆可援此等庆典邀赦得归。据清实录高宗实录一三四六略云：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壬午朔以八旬万寿，颁诏天下。诏曰，各省现犯军流以下人犯，俱著减等发落。其在配军流人犯，已过十年，安分守法，别无过犯者，著各省督抚，分别咨部查照向例核议，奏请省释。
则范某若以犯罪之年算起，亦可云已过十年。若以到遣所之地算起，则似尚有问题。然依通常之例揣测，当可从宽援引此恩诏赦归也。但据诏文，仍须咨部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