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成之年月不能后于此时限。又考郎夫以母陈氏病，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乞归侍疾。四十六年十一月丁母忧。四十七年十二月奉旨往山东办理运河堤防务。（见耆献类徵一八三清国史馆陆燿传。）揆以通常情事，陆氏撰此碑文当在以母疾乞归居家时。（陆氏此时实居浙江秀水，而不在江苏吴江。见冯浩撰陆君墓志铭。又范氏本秀水籍。紫竹山房诗集八“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其所谓“禾中”，即指秀水言也。）因范菼之案发生于乾隆四十五年秋季，上距陆氏之丁母忧，其间尚有一年余之久，可以受范璨孙墀之请，作此碑文。若陆氏丁母忧至往山东时，虽亦有一年余之久，但在母丧中，恐不便受范氏之请，撰此碑文。又今陆氏所撰切问斋集，虽不编年月，而此碑文之后即接以“保德州知州钱之青墓碣”。此碣文乃陆燿任湖南巡抚时所作。（耆献类徵一八三清国史馆陆燿本传略云：“（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擢湖南巡抚。五十年六月卒。”）以篇章排列次序先后言之，则此碑文作成之时，下距郎夫之卒甚近。其在乾隆四十五年范菼案发生之后，更可推知。然则碑文讳改，自是可能之事也。又依常例言，神道碑文之作自当在已在墓志铭之后。今检清代载籍，关于范璨身后之文，唯见陆耀所撰神道碑一篇，而未发现有墓志铭。岂范松严实曾有墓志铭，乃其太亲翁陈句山所撰，后为陈桂生所删削，遂致不传耶？姑记此疑，更俟详考。（二）范菼既非璨之长子，自有出继之可能。如陈兆仑以其次子玉敦出继其弟兆嵋之事，即可为证。（见紫竹山房文集一五仲弟眉山行略。）果尔，则端生书中所谓之“翁”，乃菼出继之父，亦即璨之弟也。然欤？否欤？非所敢确言也。
至于范璨神道碑文撰者陆燿，其与陈端生之父玉敦之关系，亦有可述者。燿与玉敦同于乾隆十九年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燿又于“（乾隆）三十五年选云南大理府知府，以亲老改补近省，十二月调山东登州府知府。三十六年调济南府知府”。（见耆献类徵一八三清国史馆陆耀传及紫竹山房集附载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十九年甲戌条。）则燿亦与玉敦同时同官山东登州。但史文简略，不知燿是否未到登州，即改调济南耳。若燿果一莅登州者，则玉敦虽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丁父忧，然端生实于此年四月始返杭州。（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首节“辛卯旋南首夏天”。）则燿之家庭如亦同在登州，或尚可与端生想见。燿本为吴江人，吴江乃范璨原籍，即早有交谊，而燿又与陈氏友好，岂端生与范菼之婚姻，即由陆氏所介绍耶？此乃大胆之妄测，殊不敢自信者也。
抑更可论者，范璨以乾隆三十一年卒，其年八十七。假定其年在六七十岁间生子菼，则端生与菼结婚时，菼年当为三十余岁，而端生如上所论，已二十三岁。以当日社会婚嫁常情推之，菼当是继娶无疑。璨有孙三人，孙女二人，不知其中敦是端生所生者，今亦不可考知矣。总而言之，未见陈范两氏家谱以前，端生夫婿问题实一县案，不能满意解决也。（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后又疑为乾隆年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塘。搜索研讨，终知非是。然以此耗去目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
至于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一案，其中获罪诸人，除范菼以外，亦略有可论者。此案主犯陈七必有真实之名，当时谕旨及刑部奏疏仅称“陈七”者，盖承办此案之法官不欲多所牵连，故遂隐去其真名，而迳以排行之称谓著之公牍耳。陈七之名今既无考，兹可不论。若恒泰春泰二人自是兄弟。高宗谕旨既言“削去旗籍”，又特改部议发往乌鲁木齐为发往伊犁，则此二人当是与乌鲁木齐有关之旗人无疑。勒善以不能禁约恒泰春泰二人革职，则其人必是恒泰春泰之家长。据此诸端推论，今于清代史料中，发现一勒福，颇合上列条件。然仍有疑义，尚待详考。兹姑引史料，略辨释之于下：
耆献类徵初篇三二二将帅类六二载清国史馆勒福传略云：
勒福初名勒善，哩那氏，蒙古镶蓝旗人，吐鲁番驻防。由委前锋校于乾隆五十八年派赴叶尔羌戌守一次。（道光）十五年二次俸满，经乌鲁木齐都统长清保荐，由兵部带领引见，得旨：“勒善著更名勒福。”二十年以年力就衰，命原品休致。二十三年卒。子祥泰骁骑校。
寅恪案，勒福本名勒善。清宣宗何以特改其名，今不能详知。然其原名必有所避忌，自无可疑。其为既属吐鲁番驻防，又经乌鲁木齐都统长清保荐，以恒泰春泰之由发往乌鲁木齐改为发往伊犁者，其理由或即在此。虽然，此勒福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