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国（张廷玉）招以去。洎公迁工部，余出贺公。是时君方得脾疾。余在（澄怀）园得讣，不禁悲哭失声。君生于康熙辛卯（五十年）某月日，卒于乾隆乙丑年（十年）五月十五日，存年三十五岁。配赵氏，子男三，培、堦、台。培嗣伯氏。
光绪修归安县志三二选举门贡生栏乾隆六年辛酉条载：
沈树德。拔贡。字申培。是科副榜。甲子举人。
寅恪案，取沈氏此传，与陆燿撰范璨神道碑相比较，令人如坠五里雾中，疑窦百端。兹先举其可疑之点，后作假定之解释。陆氏为范璨之姻亲，又为同里后学。沈氏亦范璨同里，又曾为其幕客，与菼交好。两氏之文，何以互异如是？此可疑者一也。陆氏文云：“孙三人，墀、城、垲。墀又姻也。”沈氏文云：“子男三，培、堦、台。培嗣伯氏。”璨孙三人，虽两文皆从土旁，但何以尽不相同？其改名之由，究因何故？即令前后有所改易，亦不致三人全改。且“培”与“城”，“堦”与“墀”，“台”与“垲”，意义近似，实无更改之必要。又陆文“墀”为长，沈文“培”为长。嗣伯氏。“墀”与“堦”同义，应作“堦”为长。夫长子通例不出继，何以长子出继仪薰。且墀既为陆燿之婿，又为请陆氏作其祖神道碑之人，故陆文所列三人次序，必无差误。沈文列培为三人之首，此可疑者二也。陆文云：“子二人，仪薰，国子监生。菼，贡生。”而沈文题作“范太学”。陆文既称菼为贡生，则菼死时之资格为优贡或拔贡无疑。国子监生又无追赠贡生之理。沈氏为菼作传，不题“文学”而称“太学”。此可疑者三也。兹试作解释如下：
（一）以通常事理言之，陆、沈两文作成之先后，虽颇难考知，但欲作解脱范璨与科场案之范菼有关，则同一用心。既欲解脱与科场案之关系，止言菼先璨死，尚嫌不足。故必须别有一人为菼作一详悉之传，以证明其非犯罪之范菼。此沈文中菼之生卒年月及享年之数，自不可信。端生适范菼时，年二十三。菼年当已四十余矣。故寅恪疑端生为继室。沈文言“配赵氏”，当为菼之元配。培、堦当为赵氏所出。台即端生子蓉洲欤？再生缘中端生自言“强抚双儿志自坚”，恐是指赵氏之次子及己身之子言，而赵氏所生，出继伯氏之子及己身之女不计在内也。至沈文谓菼卒于乾隆十年者，恐因欲洗刷菼曾居乐志堂之痕迹，遂改其卒年为乾隆十年，即乐志堂尚未建筑之时。盖其后有关乐志堂之记载，如范来庚南浔志乐志堂条及下引董襄于嘉庆七年所作之诗等，可免与惇哉有所关涉也。
（二）菼子三人改名之由，虽不能确言，恐因科举制度，改名可免发生枝节问题耶？其以长子出继伯氏，或者亦与科举有关，并可籍此为陆燿开脱与菼之关系也。至三人名次之异，当为沈氏误记耳。
（三）据乾隆四十五年刑部提本陈七供词中，菼为“宛平县监生”，故沈文据此称之为“太学”。颇疑端生之夫范菼，在浙江已取得贡生资格，故陆文称之为贡生。但因应顺天乡试，遂入宛平县籍，纳粟为国子监生。陆、沈二氏撰文互有差异，遂遗此漏隙也。
又沈文盛称范菼之颖悟，擅长诗文。此与端生述其夫“刻烛催诗笑语联”之言符合，益可证下论陈七供词中范菼倩人作诗文之说为诬枉矣。
复次，周庆云纂南浔志九宅第门一“乐志堂”条，后附董襄“人日集范野苹乐志堂，即席次令兄澹人原韵”（题下自注“壬戌”），其“酒垒分兄弟”句下原注云：
座上惟范氏昆仲及余兄弟三人。
同书二七选举门举人栏载：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董一经。字宝传。号韦庄。一号韦斋。嵊县训导。
嘉庆六年辛酉。董应椿。一经子。字冠英。号云帆。
嘉庆十二年丁卯。董襄。一经子。应椿弟。宛平籍。顺天中式。字念乔。号苕庵。
同书二五列女门二“张氏”条云：
举人董襄妾。道光（三年）癸未襄卒。
寅恪案，乐志堂条最可注意者，为诗题下自注之“壬戌”二字。检乾隆七年岁次壬戌，嘉庆七年亦岁次壬戌。董诗题下之壬戌，必非乾隆七年，而是嘉庆七年。盖乾隆七年尚无乐志堂故也。既是嘉庆七年，则此乐志堂主人野苹，果为何人？但其人既姓范，“野苹”之称，自是出于诗经小雅鹿鸣篇“食野之苹”句。“野苹”二字，与其人本名之关系，颇难揣测。或是范璨之孙，即陆燿之婿范墀。但墀为长孙，必无“澹人”之亲兄，是亦不可能也。若非墀者，则“城”“垲”二字，不能与“野苹”相关联，则其人舍范菼莫属。嘉庆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