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身份来存活，她只能用男性的名、称谓和话语来构筑自己的梦，而这种男性的身份、名、称谓和话语又必然导致对男性秩序的认同与回归。孟丽君终于连“隐居林泉”的最低设计也不能达到，她身犯“瞒蔽天子，戏弄大臣，搅乱阴阳，误人婚配”的四重“杀剐”大罪，这就是一个女性梦想逃出男权秩序，追求男女并驾齐驱，公平竞争而不得不冒犯的罪名。
《再生缘》的不朽价值正在于它全面揭露了在男权社会强大压力下，女子无名、无称谓、无话语的喑哑世界，揭露了在强大的男权压迫下，女性只能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被男性所定名，所指称，所解释并赋予特性的现实。它第一次在重重男性话语的淤积中曲折地表明了女性对男尊女卑定势的逆反心理，以及女性与男性并驾齐驱，公平竞争的强烈的意愿。它第一次拔开了“男婚女嫁”，“从一而终”，女性永不可能逃出家庭洞穴的陈规定势，而幻想着女性所向往的独立自主，建功立业的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别样的生活。
可惜所有续写《再生缘》的作者都未能突出原著这一特殊价值。香叶阁主人侯芝在改写《再生缘》而成的《金闺杰》的序中说：“《再生缘》一书，作者未克终篇，续者纷起执笔”，但都是“既增丽君之羞，更辱前人之笔”的狗尾续貂。其实侯芝本人也不能例外，无论是《金闺杰》，是梁楚生所续三卷，是各地方戏曲改编本，还是著名话剧作家丁西林所写的话剧《孟丽君》，无一例外，都写成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故事都以孟丽君回归男权社会秩序，俯首听命于“洞房花烛”而告终。这正说明男权的绝对统治，而女性的一个梦、一点意愿也无法得到表述。
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部将近千页的煌煌巨著虽在民间流传不衰，却被正统文学史所全然漠视。难怪百余年后，陈寅恪先生写《论再生缘》时不能不感叹说：“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淹没，百余年后，其实迹几不可考见”，他以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学者而认同于陈端生的通俗弹词，他说：“论诗我亦弹词体”，并为陈端生“彤管声名终寂寂”，而“怅望千秋泪湿巾”是他，最先给了《再生缘》极高的评价。他指出：“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在形式方面，他指出：“弹词之文体即是七言排律，而间以三言之长篇巨制”，又说“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他认为《再生缘》之文，“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同一文体，足以和印度、希腊及西洋之长篇史诗媲美”。紧随陈寅恪之后，郭沫若进一步指出：“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九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Scott1771——1832），法国的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和巴尔扎克（Balzac1799——1850），实际上也未遑多让。他们三位都比她要稍晚一些，都是在成熟的年龄以散文的形式来从事创作的；而陈端生则不然，她用的是诗歌形式，而开始创作时只有十八、九岁，这应该说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再生缘》的研究还刚刚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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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缘》在现代视角下的人文价值
在文学史上，孟丽君第一次撑起了女人的“人”字架。个人的资质、奇特的经历和传统的体制共同将她推上了权利的颠峰，而后又逼着她欲进不能、欲退还休。在这条扭曲的路上，布满了女性的辛酸血泪。而时隔两个多世纪，社会却仍然不敢正视孟丽君的矛盾：在归与不归之间，除却个体的自由，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爱情的缺席和权势的诱惑这两个角度折射出一种怎样的历史底色？都是值得现代人深思和挖掘的。
一、命运的抗争
从诗经到弹词，漫长的中国文学长廊里能得到肯定的除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贤惠夫人形象之外，再难找出第二种类型。即使是刚烈的体现出反抗意识的女子，也无不落入传统女性的价值窠臼：爱情——婚姻的幸福。这可以说是她们一生为之奋斗的全部意义所在。我们可以把这些刚烈女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死而复生的丽娘。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