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兰并不介意对李韦德说起这些，因为通常国与国之间的军火贸易，只要不是涉及保密的武器或者敏感的武器种类，只要销售对象国家不是被禁运的国家，一般这种军火贸易都是半公开的，即使想瞒也瞒不住其他国家。一个国家进行军火贸易是很正常的事情，各国政府都是心照不宣，对此不了解的只能是普通老百姓。
“哦？还真是和军火有关啊？”李韦德没想到自己还真的猜对了，忽然他想起一件事说道，“呃……中国和伊朗、埃及的军火贸易以前我倒是从媒体报道上听说过，记得那还是1982年的时候吧，当时美国国内的新闻媒体可是大肆报道，你们和伊朗、埃及分别签订了，为期超过十年的一大批军火的长期贸易合同。至于约旦、伊拉克，我倒是没听过新闻报道说他们和中国有军火贸易，不过美国这些年来可是经常向这两个国家出口军火的。”
“看来你平时很注意这方面的新闻报道嘛！1982年，那就是4年前，看你现在的年龄，难道你那么小就开始要做军火生意了？”叶兰惊讶的问道。
李韦德连忙摇摇头：“哪能呢？只是平常我对各种新闻报道非常感兴趣也很留意，再加上我这个人记性好罢了。”
“这样啊……那你对中国的军火贸易有什么看法？”叶兰忽然间问起了一个似乎无关的问题，其实是在试探李韦德的态度。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军火贸易（下）
李韦德并没有急于回答，而是思忖片刻，然后表情比较严肃的侃侃而谈道：“在适当的世界军贸体系中，如果透明化的军火贸易能够不断调节对抗各方军事力量的均衡，则军火贸易的适度发展能够维持存在冲突或潜在冲突地区的和平态势，军火贸易的作用可被称为人间的天使。”
“而如果在国际军火贸易的市场博弈中，军事大国为了谋求一己利益率先采取不对称的规则，加上数量可观的黑市军火交易，则军火贸易带来的将是彼此敌意的扩展，军火输出国投放到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可能是一个个潜伏的撒旦。”
“国际军火贸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各军火生产大国为了本国利益而纷纷采取灵活的促销方式以增加其在国际军火市场中的份额，因此将国际军备控制的美好希望，寄托于某个国家或一些简单的‘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国际单边及多边协议，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在国际利益纷争中，军火贸易大多一直是一种‘无规则的游戏’。‘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仍然是框架各个大国言行的信条。”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应该有自己明确的军贸战略和军贸政策。这种‘明确’的含义并不是说为了本国利益而放弃国际责任和道义，相反，作为一个不断振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军火贸易行动中，更多地应体现出责任、理性和自信，而不是一味的羞涩、闪避和自卑。”
李韦德洋洋洒洒的说出一番话语来，连一丝停顿犹豫也没有，而且理由充分十足，还把整个军火贸易粉饰的是正大光明理所当然，让叶兰听的是实在汗颜不已。不过撇开粉饰的成分之外，她倒也同意并且很满意李韦德的看法。
或许正是因为对李韦德这种说法的满意，叶兰也随之说道：“自我们中国在1949年建国以来，向许多国家都输出过武器。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我们中国对外军贸的动机却不一样。中国对外军贸的动机，按历史顺序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战略型的动因，即支持邻国的正义战争。例如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柬埔寨战争中，向其中一方的武器输出是基于政治和战略考虑，目的是为了消除或减少霸权主义对中国周边的威胁。”
“二是意识形态型的动因，在文革期间，我们中国的武器输出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所左右，武器输出对象主要为亚、非国家或革命组织，输出的目的是支援‘世界革命’。三是经济型的动因，即以经济考虑为主的军品贸易，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中国国防资源出现了大量闲置，军转民的同时，我们中国跳出了‘不作军火商’的观念束缚，开始进军国际军火市场，赚取外汇。”
仔细聆听着叶兰的话语，李韦德认同的点点头。正是在目前以“经济型”动因为主的情况下，中国军火贸易这些年来，开始逐渐走向历史的辉煌，渐渐成为军火贸易的大国。从1978年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防现代化的起步，中国正式开展军火贸易，军品出口市场迅速扩大。1977到1980年左右，中国在世界军品出口国中排名第13位，而到1984和1985的最近两年，却已经跃升到第5位，仅次于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