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而是蒋介石。戴笠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搞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使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无话可说。蒋介石对此也很高兴，只是对王亚樵又把他作为刺杀对象感到震惊。于是，他严令戴笠亲自带人赴香港追捕王亚樵。
戴笠知道王亚樵的情报也是相当灵通的，有些方面不亚于自己的专业特工网络。为此，戴笠此次去香港尽管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启程的，但还是被王亚樵事先知道了。王亚樵与香港总督和警方有良好的关系，他亲自会见香港警务处勃郎处长，告诉了戴笠带人到香港来捕人的消息。由于以前戴笠到香港秘密捕人时多次得罪过香港警务处，对王亚樵提供的消息勃朗处长是心领神会，而戴笠对此却一无所知。所以，戴笠也绝不会想到当他乘坐的豪华游艇在香港本岛卢吉道三号码头靠岸后，就被穿着深蓝色警服的港警给盯上了。此时，戴笠的第一反应是把手上的高级皮箱与副官贾金南手中的皮箱进行了对换。因为，这箱里装的是两支美制无声手枪和大量的美金。戴笠明白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而他这次怕走漏消息就没有向英国使领馆办理枪照。可是戴笠与贾金南对换皮箱的事还是被港警发现了，当他们发现皮箱里装的是手枪后就把戴笠带到了警务处。
到警务处后，无论戴笠怎样向勃郎处长解释，勃郎处长还是依据香港的法律把戴笠关进了拘留所。这对戴笠来说是种耻辱，但他无可奈何，直到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出面了才被放出来。走出拘留所的戴笠把所有的羞愤全发泄到了王亚樵的身上，他当即对查获王亚樵的踪迹进行了布置。由于追捕王亚樵的事得不到香港总督的支持，加上王亚樵深居简出而且行踪飘忽不定，王亚樵的踪迹迟迟无法确定。正当戴笠一筹莫展时，终于查到王亚瑛的胞弟在香港轩尼诗道开的“茂源绸布庄”，极有可能是王亚樵的秘密联络点。戴笠闻报后，立刻带人把那“茂源绸布庄”包围了起来。可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王亚樵正在里面商量撤离香港去广西的事。接着就是非常激烈的枪战，当这激烈的枪战停止后，王亚樵又一次在戴笠眼前悄然脱险了。但王亚樵的高参余立奎，为掩护王亚樵脱险时负伤。尽管余立奎也逃脱了包围圈，但在香港皇后酒楼吃饭时被香港警方逮捕。
几天后，王亚樵撤离了香港。
戴笠也押着余立奎回到了南京。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王亚樵带着眷属和部分骨干成员经过多日颠簸，终于在广西梧州的李圩落下了脚。
广西是桂系的天下，当正在准备反蒋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得知王亚樵到来后有些喜出望外。他们知道王亚樵是蒋介石的死对头，他的到来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当即，他们派人秘密前往梧州看望王亚樵，并约王亚樵到南宁晤面。同时，还决定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王亚樵五百块银元作为生活补贴。已经在戴笠的追逐下疲惫不堪的王亚樵，受到如此的厚待自然感激不尽。于是，还没有完全缓过气来的王亚樵又参与到“两广事变”中去了。但使王亚樵感到失望的是，“两广事变”只经过了五十多天就告结束，而且李宗仁和白崇禧与蒋介石重新又握起了手。
没多久，广西省政府取消了对王亚樵的经济资助，并声称“惟恐安全受到威胁”要王亚樵尽早离开广西。王亚樵虽然没有经历过政治海洋的沉沉浮浮，但他许多年来一直斡旋于政治人物的身边，政治上的世态炎凉更使他感到心寒。此时的王亚樵明白梧州已不是久留之地，为此他有了想去延安投奔共产党的想法。他在给共产党所在地延安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今各派势力都有与蒋介石苟合之可能，而惟独中共与蒋介石决不妥协，思前虑后，愿率随从前往延安，在正义之师中得遂正义之志……”就在王亚樵坐卧不安地等待着延安方面信息时，戴笠已经悄悄地盯上他了。
原来，余立奎被捕带到南京后，他的小老婆余婉君仍留在香港没有走。戴笠分析，王亚樵对手下的人历来重恩情，更何况余立奎是为了王亚樵脱险潜逃而被捕，王亚樵绝对不会对余婉君不问不管，只要打通余婉君这个关节，必知王亚樵的行踪。不出戴笠所料，王亚樵得知余立奎的情况后每个月都给余婉君寄生活费。为此，戴笠指使特务处香港站派人想办法靠上余婉君。于是，特务处香港站一个叫陈质平的特务，在余婉君家的隔壁租了套公寓。陈质平年青漂亮，不但很快结识了余婉君，而且没有用去很多的精力就勾引余婉君上了床。余婉君终于上钩了，她不但吐露了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的李圩，而且愿意带着孩子去广西梧州找王亚樵。
戴笠得到陈质平的报告后，马上要陈质平带上精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