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起。随即在半空中把枪掏出，向黑暗中甩手就是几枪，落地后即卧下连续不停地还击，直到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这时，不知从何处甩出数个石灰包击中了王亚樵的脸，顿时他觉得眼睛火辣辣的刺痛，接着什么也看不见了。身陷绝境的王亚樵甩了没有了子弹的手枪，亮出匕首摸黑与周围的特务展开了近身肉搏。戴笠亲自挑选的这批特务也都是训练有素和武艺高强之徒，面对王亚樵连续的搏杀动作虽感愕然，但很快镇定了下来。在明白了眼前的王亚樵已不能辨别方向后，他们手中的枪一刻不停地朝王亚樵拼命射击。此时的王亚樵虽是功力还在，但最终仍旧是寡不敌众，几分钟后便被乱枪打倒在地。名震中外的“暗杀大王”，终于躺在血泊之中再也没有起来。王亚樵死时，身中五枪三刀。虽然，远随在后面的警卫人员闻枪声后曾拼死相救，但很快这些人全被戴笠手下的人乱枪打死。离开前，在场的王鲁翘为了向戴笠证实王亚樵已被刺杀，用刀割下了王亚樵的脸皮。
第二天上午，王亚樵妻王亚瑛得知凶信后，带人赶到现场时王亚樵的身体已经僵硬，那惨不忍睹的样子王亚瑛见后悲痛难忍。
两天后，王亚瑛等人将王亚樵安葬于梧州倪庄。
当戴笠确信王亚樵被追杀于广西梧州后，他内心里也有过短暂的不安。这不安在戴笠的内心里消失后，他把王亚樵已杀的消息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听说后，连说了三个“好”字。于是，中央社的一个记者以此写了篇稿件，登在了《中央日报》上。王亚樵手下一个叫陈志远的人，看了此篇文章后发誓也要让戴笠不得好死。为此，陈志远也拿起笔当起了记者，他原本想利用记者的寻找机会刺杀戴笠。可是几年记者当下来，陈志远连戴笠面都没有见到过，更不用说对戴笠下手了。就在陈志远苦苦寻找下手的机会时，戴笠却坠机而亡了。他为了发泄内心对戴笠的愤慨，有意在小报发表了戴笠坠机的事是王亚樵的人策划的。
戴笠不是死于王亚樵的人之手，这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当时在重庆好些茶楼里，还流传着戴笠的死与汪精卫有着联系……
第四章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期间被孙凤鸣枪击后，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南京中央医院将汪精卫左臂和左颊的子弹取出后，由于受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没能将胸脊柱骨旁的那颗子弹取出来。也正是这颗子弹不时发炎，它所产生的疼痛使汪精卫时常心神不安。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由于内心闷压积聚太多，加上枪伤又久治不愈，汪精卫在考虑了多方因素后决计去欧洲疗养。去欧洲前，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的职位。
汪精卫到欧洲不久，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被解决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以前和蒋介石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都以国家利益为重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就在“西安事变”提高了蒋介石在国内的威信后，汪精卫结束了在欧洲的疗养回到了国内。回国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汪精卫没有在政府内任职。但汪精卫仍然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随着日本军队利用“芦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后，汪精卫又站到了政治舞台的前面。在国民党临时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要求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设总裁和副总裁各一人。随后，大会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就这样蒋介石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但是，这并没有扭转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动的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突然炸开了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了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队又在预定撤出长沙时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汪精卫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越来越不安，他觉得自己多次提出的“和平救国”的理念是正确的。当然，在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还有周佛海、顾祝同、梅式平、雄式辉、高宗武、胡适等人。他们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汪精卫虽然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一九三八年十月初。日本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