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的一位侍从在检视浴室时发现了毒气瓶。当汪精卫得知此事后，认定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为此增加了防范的措施。就在余乐醒等人再次想法下手时，戴笠发来了密电：“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不得延误。”行动组收到密电后，当对原先制定的行刺方案确认无误后，决定在第二天的夜里突袭汪精卫住宅，并处死汪精卫。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负责监视汪精卫住宅的行动人员报告说，汪精卫正在打理行装有全家逃离河内的迹象。过了约两个小时后，又报告说汪精卫一行坐了两辆黑色轿车往河内达莫桥方向驶去。余乐醒即令陈恭澍，带领行动人员驱车追赶。当陈恭澍开车追过达莫桥后，发现在前面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两辆黑色轿车。由于不能靠的太近，加上当时阳光又相当耀眼，陈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辆车里坐着汪精卫。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两辆黑色轿车迅速起动并朝原来来的方向疾驶而去。等陈恭澍调转车头再追时，那两辆黑色轿车已经没有踪影了。显然汪精卫已经对戴笠手下要采取的行动已有察觉，要不然不会出现刚停车又急促离去的情况。好在这时，监视汪精卫住宅的报来说两辆黑色轿车已回，汪精卫夫妇俩正在住宅外的草地上争吵着什么。可是当陈恭澍带人赶到时，汪精卫夫妇已回到了屋里。此后的整个白天，行动人员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汪精卫的住宅。
到了夜晚十一时许，按照预先的方案，负责刺杀汪精卫的人员越墙后直奔汪在三楼上的卧室，其他人员在院内巡查和放哨，陈恭澍驾车在外围接应。当负责直接刺杀汪精卫的王鲁翘带人奔到三楼时，由于汪卧室的门非常结实怎么也踢不开，只得用板斧将门砸开。也许是砸门的声音惊动了楼下的佣人，或者是行动组的人员撞见了佣人，楼下一阵争吵后有了枪声。这枪声一响可急坏了王鲁翘，没待门完全砸开就从已有的窟窿里钻了进去。他用手电往房内一照，只见有个男人光着大腿颤动着身子躲在床底下。王鲁翘以为他就是汪精卫，便对其腰和背就是三枪。当他刚想转身时，发现床下还有个女人，以为是汪精卫的妻子陈壁君，便甩手又是三枪。当王鲁翘正准备上前验证时，因为先前的枪声已经惊动了周围的警察，远处已有了警车的呼叫声。王鲁翘等行动人员只得匆忙撤离，上了陈恭澍的接应车回到了驻地。回到驻地后，王鲁翘对陈恭澍说，凭他的枪法汪精卫夫妇必死无疑。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天亮后传回的消息是汪精卫夫妇没死，被枪弹击中的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和他的妻子方君壁。原来，曾仲鸣听说汪精卫的车被人追踪，就带着妻子来汪宅来探问。也许是为了宽慰汪精卫，曾仲鸣当晚与妻子留住了下来并住在了汪精卫的卧室，结果替汪精卫挨了子弹。后来，曾仲鸣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他妻子虽然胸部和手臂及大腿都中了子弹，但经医院抢救活了回来。曾仲鸣死后，汪精卫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文章《曾仲鸣先生行状》，接着又在《华南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汪精卫在此文中举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举一例文章》发表后，日本政府在分析了河内暗杀汪精卫事件的基础上，召开了由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到河内营救汪精卫。不久，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经海防乘船到达上海。
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失败后，余乐醒和陈恭澍等人旋即离开河内经香港回到了重庆。戴笠听了全面汇报后，就到蒋介石处自请处分。蒋介石听了戴笠的叙述后，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好久后，他才对戴笠说：“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你们是尽了力的。汪精卫这次不该死，将来还是要上断头台的。”应该说，这次河内的刺汪行动调动了戴笠的全部智慧和行动经验，他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香港的指挥中心里，甚至连春节也是在香港过的。为此行动的最终失败，对戴笠的心里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多年以后，戴笠在总结河内行动的教训时说：“……如果说要检讨当时的得失，那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了汪的副手曾仲鸣。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
戴笠的话里虽然有着许多的遗憾，但他追杀汪精卫的心没有死。
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后即与原中统局的高级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为首的汉奸特工组织合流，使军统局在上海的组织和人员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和损失。在此情况下，戴笠非常清楚仅靠上海区域的外围组织实施对汪精卫的阻击是很难得手的。为此，戴笠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