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兵，逼迫蒋介石签定所谓的“中日共同防共协定”，对此事蒋介石若同意签必遭全国人民的反对，若不签的话日本人还会继续向华北增兵，为此可以说蒋介石已陷入了绝境；另一方面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北有“联共抗日”的动向，蒋介石已派重兵进驻潼关和洛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其余下的兵力已难以对付“两广”的军力部署；第三方面如果假督促中央抗日之名兴兵北上，不但会赢得全国大都数人的支持和同情，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和山东的韩复渠等地方势力也会乘机而动，何愁不把蒋介石置于死地？陈济棠听后觉得在理，终于定下了反对蒋介石的决心。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两广”正式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就想利用颇有影响的粤军元老林虎去做说客，策反陈济棠的部下。可林虎早就厌恶官场生涯，隐居香港多年，并断绝了与一切军政人员的来往。第一次，蒋介石派了湖北省省长杨永泰去香港拜访林虎，结果吃了闭门羹。第二次，他又改派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前往，同样也被拒之门外。于是，蒋介石把任务交给了戴笠，他要戴笠无论如何也要敲开林虎的大门。戴笠清楚，对林虎这样正直清高的老人，任何威吓和利诱都是难以起作用的，自然他自己不能胜任其事。但戴笠对蒋介石的重托不敢怠慢，当他得知上海巨商陈文波曾有恩于林虎，派人与陈文波联系后让其去香港做林虎的工作。陈文波是带着蒋介石的信去香港见林虎的，也许是陈文波和林虎的感情确实特别或者是蒋介石的信起了作用，林虎在陈文波到香港的第二天就起身到广州活动去了。戴笠得知后如释重负，但他清楚仅靠林虎去策反粤军达到平息“两广事变”是很难的。若真要如“福建事变”那样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只有把陈济棠最引以为豪的空军收买过来，才能真正地置陈济棠于死地。多年来，陈济棠为了加强反对蒋介石的实力，在空军上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到“两广事变”发生时，已有战斗机四十多架，轰炸机二十多架，加上水陆两用飞机和陈济棠的私人座机及其它各型飞机总数已超过一百架，几乎可以和蒋介石所掌握的中央空军相抗衡。为此，陈济棠始终把他的空军视为命根子。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把策反陈济棠的空军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他通过郑介民召集特务处华南区区长刑森洲等人，制定了一个详细而又周密的策反和收买陈济棠空军的计划。这计划报到蒋介石那里后，很快得到了批准，并要戴笠亲赴“两广”坐镇指挥。
这次，戴笠把自己的落脚点放在了广东的虎门。
戴笠到虎门后，秘密通过陈济棠的空军参谋长陈卓林的拉线，亲自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和空军第二队队长丁纪徐取得联系，就空军投靠蒋介石的事宜进行谈判。黄、丁俩人曾在南京航空署工作过，在他们与戴笠见面之前已经得到了南京航空署署长黄秉衡秘密赠送的巨款。为此，当戴笠提到广东空军的事，他们就表示愿意配合做策反工作。接着戴笠与陈卓林经过反复谈判，答应了陈卓林提出的每架投向蒋介石的飞机给二万元港币的奖励。但由于这奖励的钱超过了飞机的购买价，蒋介石起初觉得不合算拒绝了。可戴笠坚持“空军垮了陈济棠就垮了，陈济棠垮了‘两广’事变也就垮了”的观点，并多次从军事和政治上把自己的观点耐心向蒋介石阐述。蒋介石终于被戴笠说动，同意了每架投降飞机所要的奖金。
过后，戴笠加紧了对飞行员的策反和收买。当时广东的空军的飞机分别停放在两处，一半在广州的白云机场，一半在海南岛机场。两地的飞行员每月有两至三天的时间，轮流到香港的九龙休息度假。于是，戴笠派早就潜伏在广东空军里的情报人员陈振兴去了香港。陈振兴原是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的毕业生，后经空军飞行学校第四期训练后被戴笠秘密安排到广东空军。陈振兴拿着戴笠批给的十二万元港币，对前来九龙休假的飞行官兵大把地化钱进行拉拢。结果没有过多长时间，广东空军驻广州白云机场的三架飞机和驻从化机场的四架飞机，在陈振兴的同窗好友黄智刚的带领下北飞投向了蒋介石。陈济棠自七架飞机飞走后立即警觉了起来，他下令把所有的飞机都开进机库，并禁止飞行员进行飞行训练，还把所有空军的高级将领集中到广州进行训话。陈济棠采取的这种对空军极不信任的做法，引起了广东空军官兵的普遍不满。终于，在第一批飞机投奔蒋介石后的第八天，广东空军的所有飞机先后飞向韶关的曲江机场，并向全国通电投奔蒋介石。与此同时，陈济棠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