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对方没有了回答。戴笠于是猜测江雄风的处境相当危险，并由此推断西安的形势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当蒋介石被张、杨所扣的消息被戴笠证实后，顿时整个南京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主张立即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调动军队向西安发动进攻。但宋美龄和宋子文等蒋介石的亲属们，认为强硬激烈的军事行动会给蒋介石的生命带来难以预料的威胁，所以反对采用武力而谋求和平解决。
面对如此对立的局面，向来冷静精明的戴笠也变得六神无主了，从心眼里感到了恐惧和担忧。这期间，戴笠每天都去晋见宋美龄和宋子文，了解与西安之间的联络和谈判的进展情况，并逐日与驻守在甘肃天水的胡宗南联系，分析以及掌握西安的形势。当戴笠得知宋美龄和宋子文准备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时，非常想一同前往。但由于他的特务处始终是蒋介石的御用工具，曾得罪过东北军和西北军里不少的人，此次前去无异于自动上门送死。可戴笠心里更清楚的是，这次未能事先洞察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阴谋酿成如此大祸，无论蒋介石在事变之后是死还是生他都难逃渎职之罪。与其束手待毙还不如冒死一搏，也许这样才更会有生的希望。也就在戴笠犹豫时，得知情况的胡宗南给他来了电话。胡宗南说：“这次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底牌握在校长的手里，而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这次事变的目的，无非是逼校长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如校长有不测，那么国家必乱，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初衷也就不能实现，反而要成千古罪人。以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聪明，断然不会出此下策，因此校长也绝不会有生命危险。既然校长不亡，哪有学生先亡的道理？你此次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载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胡宗南的这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坚定了他去西安的决心。可戴笠的决心遭到了宋美龄的反对，她担心戴笠去了许多事情会更难办。后来是宋子文出面，说戴笠与张学良私交甚好，好些别人做不了的事他能做到。宋美龄听宋子文这么一说，加上戴笠决意去西安表现得十分诚恳，也就不再反对了。
虽然行前有胡宗南对西安形势的详细分析，还有宋氏兄妹的“保驾”，但戴笠内心里原有的那种惶恐和不安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经过再三思考，临上飞机前还是随身暗藏了两枝左轮手枪。可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后，戴笠所带的那两枝手抢就被张学良手下的人缴了，而且当晚被软禁在张学良公馆的地下室里。戴笠见自己落得如此境地，知道已是凶多吉少，便在日记本上写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由于张学良一直没有与戴笠见面，戴笠不知他对自己到底作如何处理。为此，戴笠让人找来“西北剿总”二科科长陈昶新，要求陈昶新带他去见张学良。当陈昶新把戴笠的要求转告张学良后，张学良亲自去了地下室。戴笠一见到张学良，当即跪在地哀求道：“请副总司令千万保全委员长性命！”戴笠虽然是为蒋介石在说话，但也是在拭探自己的性命是否有危险。张学良见状赶忙说：“委员长寝食都很好，你可去看看他。”戴笠从张学良的口气里感到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马上起来迫不及待地要去见蒋介石。张学良只好要自己的副官带着他写的手令，去了蒋介石临时居住的地方。谁知戴笠还没有进门，蒋介石就骂道：“你这时来干什么？给我滚回去！”戴笠只得缩着身子，畏惧地站在门外不敢进屋。宋美龄见此情景，立刻作了劝解，蒋介石这才脸色有了缓和。这时，戴笠走进屋跪下来后，对蒋介石说：“校长处分我吧，是学生没有保护好校长的安全。”蒋介石听戴笠这么一说，沉默了许久，而后叹了口气说：“这也不全怪你。”过后，蒋介石摆了摆手，戴笠知趣地退了出去。当晚，张学良担心有人伤害戴笠，就让戴笠住在了陈昶新的家里。可张学良绝对没有想到，没过多少时间蒋介石把他交给了戴笠“严加管束”，而成了戴笠的阶下囚。
“西安事变”是在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六项条件后而告结束的。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很快推翻了原先的许诺，对事变中的有关责任人该关的关、该杀的杀、该赶走的赶走，惟独对“西安事变”最重要的责任人戴笠恩宠倍加。这在蒋介石来说，固然有戴笠原先转报的关于“兵谏”之说的情报记录在案，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戴笠敢冒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蒋介石一生中尽管把特务工作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但在公开演讲和所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