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但还是受到了第一战区长官部的严厉申斥。
为此，赵理君对中统特工人员有了怨恨，并准备寻找机会予以报复。
没有过多少时间，赵理君以为是中统的洛阳十二区专员常孝懦等人告了他的状，他就指示下属密捕了常孝懦以及洛阳复旦中学的校长等人，并将他们活埋了。这事很快被中统特工侦查破获，使得整个中统上下群情激愤。恰好此时，戴笠刚从洛阳视察离开不久，中统以为是戴笠亲自安排了此案。于是，由陈立夫亲自出面将此案的材料呈送给了蒋介石，要求严办赵理君并追究戴笠的责任。蒋介石看过材料后震惊不小，他当即把戴笠叫来，要戴笠回去迅速查办具报。戴笠从蒋介石的语气里已感觉到此事相当严重，但赵理君毕竟对军统有贡献，特别是在暗杀行动方面绝对是个可用之人。为此，戴笠虽见蒋介石怒气不小，但仍然大着胆为赵君理说话。可他的话刚开了头，蒋介石就极不耐烦地做出了要他离去的手势。这在过去是不多的，戴笠明白蒋介石在这件事上是不会放过军统了。
回去后，戴笠先命令将赵理君扣押起来，然后让已是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的文强，在洛阳参加军事法庭对赵理君的会审。过后，戴笠又亲自赶到西安认真听取了文强关于赵理君案件的实情和会审情况。终于，大量的事实使戴笠觉得已无法挽救赵理君的性命，此时他为了解脱来自中统的强大压力，不使自己在赵理君的案件在蒋介石面前陷入被动，同意将赵理君就地正法。虽然如此，戴笠对赵理君仍旧是十分痛惜，在军统局纪念周上报告此案时还不时地流露出爱惜之情。事后，戴笠对人说：“严控黄河渡口是委员长的命令，赵理君只不过在执行命令时过了头，而最后却是……”戴笠没有把话说完，但话语里充满着委曲和失意。
从蒋介石派唐纵到军统局任帮办，到林世良案戴笠缉私署长的撤职，再到赵理君案的最后结局，戴笠更有了一种“鸟尽弓藏”之感。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很少有时间读书的戴笠有了“读史”的兴趣。只要有了空闲的时间，戴笠就让秘书周念行给他念读和讲解《史记》和《资治通鉴》。周念行在江山县立文溪高小念书时是戴笠的同班同学，他对戴笠的心事有较深的了解，所以每当讲到中国历史上君王杀戮宠臣时都特别的耐心和细致。特别是周念行讲到唐朝的周兴和来俊臣原来都为武则天的执政出过死力，后来由于了解武则天的隐私太多而最终被武则天所杀时，戴笠就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他多次对周念行说：“我将来不是死在共产党的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的手里。”戴笠以史为鉴，对自己的处境似乎已有了某种预感。不过，戴笠很清楚，蒋介石虽然对自己已有所猜忌和戒备，并且已开始对军统和他本人已有所抑制，但蒋介石毕竟还没有到对他戴笠下手的时候。此时此刻，戴笠觉得最要紧的是：一是抓紧采取措施以抚平蒋介石失衡的猜忌心理，二是预作应变对策以防不测。于是，从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开始，戴笠调整了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并且对自己的退路也作了考虑。
首先，戴笠通过进一步表明对蒋介石的忠心来减少蒋介石的戒备和防范心理。一九四二年十月底，蒋介石决定赴兰州和西安地区视察。戴笠抓住这个机会，以随员的身份侍卫左右，并亲自布置检查蒋介石外出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以此巩固自己作为蒋介石心腹的地位。蒋介石在兰州期间，警卫工作除了内侍卫士以外，另有兰州的宪兵和警察配合协助。戴笠对此还是不放心，又从军统兰州特工训练班中挑选了一批学生担任蒋介石的便衣警卫。蒋介石到西安后，戴笠仍对“西安事变”记忆犹新，他亲自拟定了整个警卫方案，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所有的军警宪特力量，在市区的每条大街和巷道都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当蒋介石看到整个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十分周密时，他放心地对戴笠说：“你这样做，我能睡好觉了。”
其次，戴笠加强了与宋美龄和宋子文兄妹间的感情。戴笠清楚，蒋介石素来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而在关键时刻能说得上话或真正敢说话的也只有宋美龄和宋子文俩人。宋美龄以夫人之尊自不必说，而宋子文虽与蒋介石有龃龉，但因他挟江浙财团之力，而又得欧美资产阶级宠爱之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终与一般权臣亲贵不同。戴笠也正是看准了这点，在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到美国争取美援时，就与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宋子文在美国待了两年，这期间戴笠与宋子文的电讯和信件不断，他及时将国内政坛上的种种内幕和动向告诉宋子文，使身在异国的宋子文对国内情况了如指掌。当然，戴笠也得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