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免役法”罢后，司马光请仍复“差役法”，章惇乃力争不可，与司马光在高太皇太后帘前争论不休。高太皇太后不悦，把章惇斥知汝州。是时苏轼已奉诏起复，任中书舍人，乃请行熙宁“给田募役法”，条陈五利。王岩叟争论不可，谓五利不可信，而且有十弊。于是争议纷纭，莫衷一是。乃诏命资政殿大学士韩维及范纯仁、吕大防、孙永等，详定上奏。苏轼往见司马光道：“公想改‘免役法’为‘差役法’，岂不除了一害，复置一害吗？”司马光道：“怎见得呢？”苏轼道：“免役法的害处，是在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的困苦；差役法的害处，是人民常在官役，不得专力于农事，且奸吏更藉以敲诈人民。
这两种法不同是有害的么？“司马光道：”那么依君意见，要怎样办呢？“苏轼道：”大凡立法，能够相因，事便易成；事能渐进，民才不惊，这是一定的道理。在三代的时候，兵与农合而为一，至秦始皇才分为两途。到唐朝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而后，兵只当兵，农只务农。农出粟帛以养兵，兵出生命以卫农，天下称便。就是圣人复起，亦不能改易了。而今所行的‘免役法’实与此相似，公想骤罢‘免役法’而行‘差役法’，正如罢长征卒而复民兵，恐民情反感痛苦，不易做到呢！“马司光不以为然，苏轼也就辞归。明日，在政事堂议事，苏轼复陈述不赞成”差役法“意见。司马光觉得他太噜苏了，不觉忿然作色。苏轼却很和气地再说道：”从前韩魏公刺陕西义勇，那时公做谏官，再三劝阻。韩魏公不乐意，公也不顾。我常听得公说这事。而今公作了宰相，却不许我尽言么？“司马光听了，忙改容相谢道：”岂敢！岂敢！“范纯仁亦谓司马光道：”‘差役法’一事，着实不可速行，宜妥加考虑，不然，转使民间受苦了。愿公虚心采择众人的议论，不可专恃自己一人的谋划。如果专恃自己一人的谋划，那么奸佞谄谀的奸人，反得乘间迎合了。“司马光不听，持论益坚。范纯仁道：”像公这样，乃是使人不得尽言啦！公难道以为我要徒是媚公，不顾大局吗？若然，我何不趁少年时迎合王安石，早图功名富贵，为什么要等待今日呢？“司马光才把”差役法“稍稍改善，然毕竟不肯不行。起先司马光决定改行”差役法“，限期只五日，僚属都道：”太急促了。“独知开封府蔡京如限诣政事堂复命，说已改办停当。司马光大喜道：”使人人能像君那么尽心，‘差役法’哪里会不可行呢？“所以司马光持”差役法“便这等坚决。殊不知蔡京乃是个大奸巨猾，特意迎合他的。
这时王安石在金陵，听得朝廷改革新法，毫不为意。后来听得罢“免役法”，乃愕然失声道：“竟一变至此么？此法实不可罢，司马君实亦太武断了！”不久病死。高太皇太后念他是先朝大臣，追赠太傅。后人因他在元丰三年曾封为荆国公，遂称他做荆公。王安石死后，新派亦依次贬谪：范子渊贬知陕州，韩缜罢知颍昌，李宪、王中正罚司宫观，邓绾、李定放居滁州，吕惠卿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未几，再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建州。再贬吕惠卿的诏书，是由中书舍人苏轼起草的。诏云：吕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免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
新派既相继罢黜，乃进任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维为门下侍郎；起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班宰相上，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席；召程颐为秘书郎，入对后，改授崇政殿说书。此时司马光老病益甚，因是两宫言听计从，便立意以身殉社稷，扶病躬亲庶务，昼夜不息。直到临死，还声声系念国家大事。高太皇太后听报司马光死了，痛哭道：“国家摧折栋梁了！”与哲宗亲临吊祭，赠太师温国公，赐谥做文正。他执政以来，远近从风，就是辽国听得，亦十分敬畏，且戒敕边吏道：“中国已相司马光了，勿得轻生事端，致开边衅。”民间听得他的死信，通国举哀，同叹道：“天怎么不给我们留此一老呢？”于是以吕公著继任司马光的职位，进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苏轼为翰林学士。
苏轼自奉召入都，才十阅月，已三迁华要，而圣恩有加，不久又命兼侍读。一夕，苏轼值宿禁中，召见便殿，高太皇太后又问道：“而今作什么官呢？”苏轼又奏对道：“待罪翰林学士。”高太皇太后问道：“何以就迁到这个职位呢？”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