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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请您让我来处理，”他最后说，“把这事交给我吧，我全权负责。”
“我也是这个意思，”舒尔茨回答说，“不过，我还是想心中有个数。”
然而，这一回，他没能从夏普先生嘴里摸出撒克逊人给诉讼代理人多少酬劳，所以只得让他去全权处理了。
第二天，萨拉赞大夫就被夏普先生请了去。他平静地问夏普先生是否有什么重要消息要告诉他。夏普先生被他的这种平静态度弄得焦虑不安，便告诉他说，经过严肃认真地研究之后，他确信，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彻底地解决问题，不留后患，向这个新的索取者建议进行交易。萨拉赞大夫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无私的建议，别的律师处在夏普先生的位置很少有人会这么提议的！而且，他还保证很快地解决他视作自己亲人的事的这件事情。
萨拉赞大夫倾听着这些建议，认为它们相对而言还是挺有道理的。几天来，他已经一心一意地在考虑立刻实现自己的科学梦想，所以他除了这个计划而外，把其他一切都视为次要的了。要等上十年，或者哪怕只等上一年才能实施他的计划，现在对他来说，那也要让他痛心疾首，悲观绝望的。尽管他对法律和金融问题不太熟悉，而且他也没被夏普律师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但他宁可贱价出卖自己的权利，只要给他一大笔现款，使他的理论得以实现就行。因此，他也让夏普全权处理，然后便离开了事务所。
诉讼代理人心想事成了。的确，换了另一个人处于他的位置，也许就经不住诱惑而挑起诉讼，并且把官司拖延下去，旨在给自己的事务所弄上一大笔丰厚的年金。但是，夏普先生并不是那种做长期投机生意的人。他看到自己完全能够一下子就轻易地弄到丰厚的收获，所以便决定抓住不放。第二天，他便写信告诉萨拉赞大夫说，舒尔茨先生也许有可能赞同任何和解的主张。随后，他便开始忽而拜访萨拉赞大夫，忽而会见舒尔茨先生，轮流地对他俩说对方如何如何坚决不同意，又说有第三个闻到气味的索取者从中作梗，等等……
这套把戏玩了一个星期。往往是早上还一切顺利，可晚上却突然冒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把一切全给搅乱了。善良的大夫宛如掉进陷阱，进退不得，摇摆不定。夏普先生一直下不了决心起竿儿，因为他担心最后一刻，鱼儿挣扎，挣脱了鱼钩。不过，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此谨小慎微实属多余。萨拉赞大夫从头一天起就说过了，他最怕的就是诉讼的麻烦，所以早就准备好和平解决了。最后，当夏普先生认为，那有名的“心理上的适当瞬间”到来时，或者，按照他那不太高雅的词汇，他的当事人“已到火候”的时刻到来时，他突然摊牌了，提出立即进行和解。
一位好心人、银行家斯蒂尔宾出场了，他提出一个一分为二的办法，付给双方各两亿五千万，而作为佣金，只收五亿的零头，也就是说，两千七百万。
萨拉赞大夫在夏普先生前来向他提出上述建议的时候，真想拥抱一下后者，因为他觉得不管怎么说，这办法是很妙的。他已经完全准备好签字了，他只想着要签字，而且，即使要给银行家斯蒂尔宾，给夏普律师，在联合王国的大银行和大事务所前竖金像，他也会赞同的。
证书已经写好，证人也已请到，萨默塞特密①的盖印机也准备就绪。舒尔茨先生来了。他把那个夏普安顿在一边，他确信，如果碰上的对手不像萨拉赞大夫那么好说话的话，他肯定要吃大亏的，为此他颇有点后怕。手续很快便办完了。两位继承人正式提出了委托和同意平分的文件，待办完合法手续之后，每人便拿到一张立即兑现的十万英磅的支票，并且谈定今后的确定性支付办法。
①伦敦税务局所在地，保管遗嘱、处理遗产等主管部门即设在这里。
就这样，这桩惊人的遗产案在维护了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崇高荣誉的情况之下结束了。
有人肯定地说，当天晚上，夏普先生和他的朋友斯蒂尔宾在戈伯登俱乐部共进晚餐的时候，他举起香槟酒杯为萨拉赞大夫的健康干了一杯，又为舒尔茨教授的健康干了一杯，然后喝光了那瓶香槟之后，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下面这句不谨慎的感叹：
“乌啦！……大不列颠规矩！……还是只有我们说了算！……”
其实，银行家斯蒂尔宾却认为他的东道主是个可怜虫，为了两千七百万而丢了五千万的生意，而且，实际上，舒尔茨教授对夏普先生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舒尔茨先生，的确是觉得是迫于无奈才接受随便怎样的一个和解办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