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梁画柱大褪其色，倒是栏杆的扶手被人坐得光溜溜的。游廊之外，灰色的砖墙围住整个院子。老北京城里，这种被称作“四合院”式样的建筑无处不在。
奶奶的四合院里共有三进，第一进中临街的平房是“下房”，这排房比宅中其它房子略矮，窗户面北，冬天晒不到太阳，夏天吹不到凉风。听说我太爷爷在世时，此处住的下人有十几口，除了佣人、门房，还有司机、裁缝、园丁。有位从扬州雇来的厨子颇让众人眼红，因为他一个月能拿一百块银洋，这在20年代的北京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扬州厨子烧得一手色香味俱佳的菜肴，父亲却不欣赏。父亲上大学时就偏爱在下房就着咸菜吃窝窝头。他和佣人一起吃饭聊天，从他们那儿学到许多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他了解到旧中国劳动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社会是如何毫无公正可言：富人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穷人当牛做马，潦倒一生。很多人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自己肚子，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到上了岁数，血汗被榨干，就只有倒毙街头，连一个亲人，一口棺材也没有……
父亲在下房吃了两年窝窝头，思索着他所目睹的不公。最后他决定：坐而思莫若起而行。他毅然离开北京到了晋察冀，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而斗争。在父亲的憧憬中，新中国自由平等，人人有其尊严，没有剥削压迫，没有主人仆人，大家亲如姐妹兄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奶奶家遣散了所有的佣人。只有两位老太太例外，一位我们都叫她老奶奶，是姑姑的奶妈，另一位是奶奶陪嫁的丫鬟，是奶奶的父亲早年从南方买来的，她们都坚称自己生是奶奶家的人，死是奶奶家的鬼，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奶奶只得让她们留下。我见到她们时，已都是70开外的人了，白发苍苍，脸似核桃，背驼腰弯，尖尖的小脚。家里谁也不让她们干活了，但她们总闲不住，包揽了洒扫庭除家务种种，而她们还真是帮手，所以那时奶奶只须请一个壮年女佣，日间给这一大家子人买菜做饭即可。
奶奶家另外三排房屋算“上房”，高且向阳，冬暖夏凉。第一进的上房是客房，近街，也近佣人房，既方便客人，又不碍着主人家的私隐。虽然过去中国人的字典里找不到私生活这类词，奶奶家的房屋格局使我相信国人嘴上不说罢了，心仍系之，只是这种主客空间上的疏隔迹近奢侈，非大户人家不能尽情享受。
1956年我的外祖父母从上海搬到北京，就住了奶奶家的客房。当时我的舅舅考上了北外的俄语系，外祖父母想住得离两个孩子近些。俄语在5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人人都想学，连我父母也赶时髦学了一阵。可此景不长，几年之间，老大哥成了修正主义者，贸易中断，专家撤走，俄语失宠。舅舅的很多同事找不到工作，只好改行，英语又热门了起来。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事升沉，殊难逆料。
第二进院子由奶奶自己带着未嫁的姑姑住，姑姑是医生，当时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据说她在从业前读了整整8年的医科大学，读这么久的书真令我难以想象。1956年姑姑30多岁，肤色白皙，面容和善，言语温柔，男女老少朋友众多。每逢星期日朋友们就来看她。有些是她的同行，有些则是她妙手回春的病人。他们就在游廊里坐了啜茶，高谈阔论。说笑的声音，隔老远都能听见，那是人们还没学会关起门来轻声密谈的年代。
没人上门时，姑姑则穿上蓝罩衫，在院里忙她那些花木。她和奶奶都喜欢莳花弄草，两人把最宽敞的第二进院落辟成一个大花圃，从早春到暮秋，花圃里迎春、丁香。紫燕兰、牡丹、月季、菊花等流芳溢彩，常开不败。
家里的饭厅也设在这一排。饭厅很大，朝南有一排窗，北墙还隔出一小间，这一小间房没有窗，顶上吊了盏15瓦的灯泡，白天晚上都是黑黢黢的。1949年以前这间房用来储藏食物。那些年，市面上米面时时因战事突发而告缺，随之价格暴涨。北京的大户人家因都存了粮油以备不时之需。到了50年代，粮价稳定，储藏室遂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若非文革时发生在奶奶身上的事，我压根儿就忘了家中还有这么一间小房存在。
我家和叔叔家合住最后一进院落。我家住东头，叔叔家住西头，中间是颇为幽暗的过堂问。
我有两个堂兄弟小牛和小强，小牛比我大一岁，小强比我小一岁。我对小牛极其佩服，因为他是个攀爬太湖石的好手。太湖石产自南方，几千年太湖的浪蚀风化使它们千疮百孔，具有一种独特的病态美。过去人们不惜千里迢迢将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