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声一响，火车继续前行，我不由长吁一口气，回过神来再想与我们的辩论对手交锋。不曾料，他们几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是看到站台上的一幕后溜出了卧铺车厢。那么还是我们赢了，我们似乎战无不胜。但这次好像不太过癌，我们还没逼得他们认输呢，而且辩论最能打发时间。
今天我写这一段，真不敢相信1966年中国老百姓会这么的老实。在火车上陌路相逢，谁又知道谁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大部分旅客都是单个儿出门，根本无从稽查每个人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核实，只是他们说什么我们便信什么，然而这么多人说了实话，我们竟以此来惩罚他们。10年以后，这类情景全然是匪夷所思的。人人都学会了圆几句谎，有时假话说得充满自信，说得激情澎湃，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后来则习惯成自然了。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互欺骗，一点儿也不脸红地在那儿重复大大小小的谎言，为了利益，为了吹牛，为了愚弄对方。谁应该对我们道德的退化负责？文化大革命吗？资本主义的影响吗？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应该负什么责任？我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今天的年轻人不会相信中国人曾经那么诚实那么傻，每每想到我对这些年轻人的亏欠，心中便生出许多的内疚来。
我们到了广州，临时驻扎在一所中学里。我们认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应先花几天时间考察形势，然后再谈动员群众。白天我们分头去中学、大学和各类单位看大字报，找人谈话问情况。
9月初，广州仍又问又热，像个大蒸笼。当地人穿的是汗衫短裤，大多还不穿鞋，便是穿得少，他们还都喜欢在荫凉处摇着大葵扇。老人们喝午时茶，那是一种极苦涩的饮料，小孩则吃赤豆刨冰来驱暑。
我们外出，总是穿戴着红卫兵的全副行头：长袖军装，长裤，军帽，帆布腰带，红袖章，军球鞋，帆布包，小红书。当地居民带着同情的惊讶打量我们的装束。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大滴往外渗，衣裳全湿了，但我们还是不穿裙子、衬衣和凉鞋。任何使女孩显出女孩风韵的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起来，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我是一员红卫兵小将，其他人也是红卫兵小将，就这么简单。
这副“捂”装有一次差点儿让我当众晕倒在一所中学的运动场上。这天我对着上千人作形势报告——那年头人人都是演说家，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党内党外斗争，征引历史教训，分析国内外形势，讨论政策与战略。把听众鼓动得热血沸腾，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的长篇大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听众还不断提问题：“打人究竟对不对？”
“是不是除了毛选外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的？要不要全都烧光？”
“是不是所有干部都属于走资派？”
诸如此类。
午后3点，太阳有如一个大火球，简直像民间故事中描述的，太阳有一包又热又长的针，这些针扎在我的头上，突然我耳朵嗡嗡叫，天地变色，呼吸困难。我连忙一屁股倒在地上，算是没当众大出洋相。
晚上，一行人回到住所，睡在同一个教室里。这队人马有男有女，最大的18岁，最小的14岁，男生睡一边，女生睡一边。中间既没有屏风，也不拉帘子，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都是和衣而睡，没人动什么歪脑筋，我们根本不曾想到性的问题。
毫无疑义，性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在我看来。性又肮脏，又下流，而且危险之至。在我看过的书和电影里，只有坏人才对性感兴趣，革命者与之秋毫无涉。革命者的爱情是崇高的、浪漫的，只能用心灵去感受，他们连手都不碰一下。
当然那时我从来没想到过，如果我们的革命父母没有性生活，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又从何而来？事实上当时我这方面知识的匮乏使我根本问不出这样的问题来。学校从不开教这类科目，家中也不谈论这类话题。所以其实我并不真懂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隐约从二姨的故事里，从书上或者新闻中知道女人会为它自杀，男人会为它判刑，10年、15年、20年的都有。最近更有许多领导干部为它颜面扫地。因此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与之沾边，就像红卫兵不能抽烟喝酒一样道理。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闪亮的词儿出自他的名著《为人民服务》，我们早已熟记于心。几年后，我才知道这种对性的态度放在女人身上还有另一个词，即贞洁，那是我亲爱的老二姨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