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扎出了一个个洞，我则活像一只纸老虎。外表上看，我武装到了牙齿，一个杀气腾腾的红卫兵；但在内心深处，我且疑且惧，惶惶不可终日。
我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地道。李叔叔的女儿就没这么多私心，她揭发她的父母，把什么都报告了她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包括父母晚上说的话，他们藏东西的地方。
说她“大义灭亲”也罢，说她“落井下石”也罢，这一切都是她父亲多年来对她教育的结果。“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不能不相信党；不论发生什么事，对党一定要忠心耿耿；热爱毛主席要胜过爱你的亲生父母……”
李叔叔被“拉下马”之前是某学院的党委书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行家。我认为他的女儿背叛出卖了自己的家庭全是他的错，现在他和妻子对女儿恨得牙根痒痒的。他们应该以她为荣才对，我就很佩服她，这样的事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我承认我是个是伪君子。可是我宁愿做伪君子，也不愿做傻瓜。
毛主席和我的父母，我究竟更爱谁多一点？哈，这倒是个难题。老实说，我真觉得我爱毛主席胜于爱父母，要是毛主席、父亲、母亲和我坐在同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马上就要坠毁，而机上只有一顶降落个，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给毛主席，宁愿我和父母在烈焰中被炸得粉身碎骨。又比如我们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我们乘坐的船即将沉没，我会把唯一一件救生衣给毛主席穿上，我和父母当含笑葬身鲨鱼之腹。可这会儿，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中南海里安然无恙，我父母却危在旦夕，我当然得帮助他们啦。他们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上，他们的麻烦大半是因为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力。文化大革命招来的。
直到去年父母还不见有什么宿敌，学生都喜欢他们，同事亦相安无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父母不与任何人争。遇到提级、分房和长工资等事，父亲的哲学是“激流勇退”，母亲虽则勉强，也只好听父亲的。因此，去年父亲的许多老战友被打成走资派，挨了斗之后，都说父亲棋高一着。
高？哼！“文革”开始时他们批判学院的领导这一着就高不到哪里去。他们这么做，顿时就给贴上造反派的标签，学院里有一半人与他们不共戴天。对这些人来说，将我们碎尸万段都不解恨。
为达目的，我父母的同事翻起了陈年老帐，还搬弄出许多新的是非。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到全国各地调查我的父母。至于他们当不当权，这无关宏旨，打不成走资派，至少可以戴顶“幕后黑手”的帽子，或是叛徒、外国特务、现行反革命等等，各种各样的帽子多着呢。
有一点值得庆幸，我父母没有历史问题。母亲在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父亲给派去了延安而不是回到北京去做地下工作。这实在帮了他的大忙——做地下工作难免会和党失去联系或被敌人逮捕，碰到这种情形，谁又说得清楚他有没有叛变，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只要有人对他的清白产生疑问，他的罪名就成立了。父亲许多老朋友的厄运就是这么来的。有些还给抓了起来，实行逼供信。
延安相比之下安全得多。很多人都认识父亲，他们可以证实父亲从未离开过解放区，也没有脱党，更没有被捕过。鸡蛋里怎么能挑出骨头来？且慢！若是采取逼供信，鸡蛋里什么东西挑不出来？子弹、匕首、机关枪、无线电台……你随便说好了。
延安又怎么样，安全在哪里？单是认识很多人这点就已经让父亲招架不住了。在延安时，叶剑英是他的上司，王光美是他的同事，又是他辅仁的同学，伍修权是他和母亲的结婚介绍人等等，这张名单可以开半天，即便父母在这些人当了大官儿之后再没与他们联系，专案组的人魔镜在手，定要找出他有历史问题的蛛丝马迹。
跟这些人说实话？专案组的有些人就会勃然大怒。他们拍桌子，跺地板，薄薄的门板挡不住从父亲房间传出来的声音。父亲态度和蔼忍让，审问他的人却声色俱厉：“我们警告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要是想包庇叛徒和走资派，你决没有好下场！小心你的狗头！”嘭！嘭！
要父亲诬陷老同志，他所受的压力莫可言状，泰山相形显其轻。父亲何去何从？他态度坚决。
“我得讲实话，”他对我说，“不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猜测，不负责任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会置人于死地的，也会毁了别人的家庭。我不能这么做，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知道坚持真理也许是要付出代价的，很惨重的代价，也许你也要受到牵连，瑞，你明白么？”
我明白，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