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我落户的地点在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多年以后，即便我不在人世，我的子子孙孙仍得生活在那里。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生活在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在目前的条件只能保障百分之二十的城市居民。
我离开北京并非全是一时冲动，但那时我确实未曾意识到此举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我的感觉中，下乡的旅途和“文革”初期的串联并无二致。歌声和笑声很快就回到车厢。每个人看上去都兴高采烈，我却有点心不在焉，我在想前天父母和我交谈的一席话。
开始是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
“瑞，下乡是革命行动，我和你母亲坚决支持你！”他的开场白首先昭示他的政治态度。他说话时不时也会打点官腔。
“其实，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像你一样到农村去。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发，现在还不清楚。学院已经决定搬到农村去办，成为一所五七干校。”
听罢此言，我心一沉。太糟了，这样一来，我在北京的大本营都给端了。将来如果我想回北京小住几天，哪儿还有我落脚的地方。我感到整个家被连根拔了起来，但我不能对父亲流露出这种忧虑。
“去五七干校同样是革命行动，我也坚决支持你们！”
“很好，”父亲往下说，“将来我们都做农民，这样更好。工人农民襟怀坦白，不像知识分子那么虚伪狡诈，两面三刀，口蜜腹剑。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真呆腻了。”嘿，父亲，您和母亲不也是知识分子么？当然了，我理解您的意思，你们俩特立独行，和他们还不一样。
“瑞，我得给你几句忠告，”父亲接着说，“你要记住一点：根据我过往的经验，我们党永远是正确的，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不论将来情况怎么千变万化，你一定要相信党和毛主席。这样你才不会犯政治错误，不会惹麻烦……”
“知道，我知道，你不用再对我说这些。”
父亲欲言又止，看得出，他还有难言之隐，我等他说出来。他看了看门，门已经关严实了，当时家里也再没别人，然而父亲还是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目前我的处境不妙。专案组想方设法找证据对付我，你走后，情况也许更糟，他们会把我关进牛棚，甚至会逮捕我。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得作最坏的打算。将来如果有人到你的农场去对你说，你的父亲是叛徒、间谍。反革命，你不要信他们！我来告诉你一点关于我自己的事：在我过往的生涯中，只受过一次党内处分，那是在瑞士，我和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她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我不想说她的名字，那是小炼出生前后的事。我为此被记过，这之后我就和她断了关系，这算是我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这件事是真的，其它不论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别相信。今天你要走了，我得跟你讲清楚。你千万记住我的话。”
可怜的父亲！过去他在我们3个孩子面前多么威严，像中国其他做父亲的一样，他总是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若非朝不保夕，大难临头，我敢保证他永远也不会对我说这番话。谁听说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谈这种事来着？“我和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多么难堪！怪不得他挑了一个家中无人的时间跟我说这些。是不是母亲故意把两个弟弟带出去了呢？
母亲回家后，她也来找我谈话。这是不常见的事，在家中谈话一般是父亲的事儿，母亲只在一旁做他的后盾。这次有所不同，母亲亲自出马，她走进我的房间，和我一起并排坐在床上。她先拿出一只瑞士手表，把它给了我。
“你看到这只手表，就像看到我一样。好好爱护它吧。”“我会的！”（1968年的时候，即使是一零一中，也很少有学生戴手表，17岁的学生戴一只瑞士表真是绝无仅有的事。）
然后母亲说：“我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出过远门，但这次还是有点不同，你要离开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记住：将来你要是碰到什么为难的事，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答应我：你如果需要帮助，一定得让我知道。”
“好吧，好吧。其实你真的不用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
这些谈话在我脑子了盘旋了一会儿，后来便不知去向了，像我们适才一路见到的山间和湖面的轻烟，风吹四散。三天后，我们到达北大荒。从850农场场部，不同的生产队派各自的拖拉机把我们载走。约有50人左右分去了第三生产队，这个队在场部西北边一个叫凉水泉的村里，离场部有30来公里。
我们这就出发了。过不了多久我便发现眼前的景物与我的想象的迎异：这儿既没有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