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她来凉水泉时才15岁，长得又瘦又小，人们叫她小猴子。两年后她来猪场顶了老眯子的位置。农历新年快到来时，我注意到了小猴子家什么也没给她寄。除夕夜，见她很忧郁的样子，我悄悄把她叫到一边，与她分享我收到的糖果花生。这使她脸上浮起些许惨淡的笑容，那天晚上，她向我解释为什么她家没给她寄东西。
“我家有6口人，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家庭妇女，她身体有病，是精神上的病，不能上班。
“我是老大，从读小学起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儿都归我干：买东西，做饭，洗衣服，缝缝补补，买煤，带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爸每个月才挣70来块钱，他请不起保姆。
“1969年我初中毕业时，爸爸到学校找领导说了我们家的困难，请求领导让我留城。但领导发话了：今年分配有统一的政策：长子长女都必须下乡。只有最小的孩子才允许留城。就这么回事。这个政策还有个名儿，叫做全国山河一片红。我爸回来跟我一说，我们都很为妈妈担心，怕她听了这个消息受刺激，又要发病。我们就瞒着她，一直瞒到最后一个晚上才告诉她。
“我妈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还挺平静。她说她会给我做茶叶蛋，让我带了在火车上吃。见她这样，我和爸爸都松了一口气。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妈还是发病了，又哭又笑，胡言乱语。当然，也不会有茶叶蛋了。爸爸抽不开身到车站送我，我自己打了背包，就这么来了。
“后来我爸给我写信，说我妈的病好一点儿的时候，她想起了答应给我煮茶叶蛋的事，她很后悔自己在我走那天发病。打这以后，我爸说，只要她精神病一发作，就煮茶叶蛋，把家里所有的鸡蛋都煮了，然后拿到火车站，送给像我这样年纪的女孩……”
说到这里，小猴子声泪俱下。这真是一个凄惨的故事，我也陪着落泪了。到了这步田地何必再硬充什么英雄？又何必假装我比她站得高，看得远？现在我们不都一样了——自愿来的和被迫来的，我们都陷在这沼泽里！从目前的宣传看来，北京一些领导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这场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上，不管我们付出多大代价，这场运动必须成功。我们变成了他们政治游戏中的筹码，他们错了也得死硬撑着，否则就会给对手抓住把柄。所以要想改变这一政策谈何容易！这太残酷了！想想。巴，他们的赌注是中国几百万青年的前途，而我们的命运又紧系着几千万父母和亲朋的心。谁知道在这个除夕之夜，又有多少人像我们一样泪下潸然。而政治家们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们只在乎权位是否牢固。
这会儿，北大荒的农场已经更名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变成了36团。军官们也来了，进驻场部，那儿好歹有电，有暖气，有医院，有综合商店，有礼堂，可以放电影，还有火车站。他们只是偶然下到村里来，指导一场运动什么的。
有一次一个军官来我们村（我们村变成了三连）指导麦收，几个月时间，他都让我们早上4点钟就起床，围着打谷场跑步，一直跑到我们几乎要晕过去为止。跑完步后我们接着下地干活，他则回到村里。他整天干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当兵的无权过问当官的事，只是我们从没见他和我们干过一次活儿。
另一军官是冬天下来的，看我们还没收完苞米，他命令我们夜里到苞米地去“突击”。行动于午夜12点整开始，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没有月光。我们背负沉重的竹筐，摸黑消灭“敌人”。几个小时下来，我们在雪地里挣扎前进，滑倒无数次。黎明时分，看看我们的战斗成果，才知道大失水准，好多“敌人哨兵”还高高站立在玉米杆上，我们不得不从头再干一遍。
我对“亲人”解放军又怨又恨，他们对农场管理一无所知，而他们手中有权，我们就得听命。在他们的“领导”下，北大荒的农场进入负债经营，周总理每年亲自冲销几亿元的坏帐。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军队干部飞扬跋扈，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和他们相比，以前的赵指导员真是“小巫”一个了。而这次谁也不敢再喷有烦言，若想攻击“长城”，“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个罪名足以判任何人现行反革命。在敢怒不敢言的万马齐暗之中，有一次我们却斗胆出了一回声。
1972年早春，猪号的一位当地青年小李操作饲料粉碎机时出了一起事故。这机器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它在高速运转时，我们得把玉米杆或大豆杆不断塞进机器口，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装置。机器口就像老虎口，任何东西伸进去立即会被咬断，在几秒钟内嚼得粉碎。可是因为猪号只有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