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下中农立马也成了反革命，得拉去关几个月的牛棚。
花儿关起来后，偶尔我会在远处看到她，我们谁也不敢和对方讲话。她见了我，总是眼圈红红的。真可怜！这孩子已是三分像人、七分象鬼了。她蓬头垢面，衣冠不整，长了一身虱子。对“犯人”的惩罚是：在拘留期间，不让他们洗澡，不让他们梳头。
现在看来轮到我了，牛棚、审讯、虱子……我当然担心啦，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随便闹着玩儿的，3岁孩子都晓得。但这次不知怎的我绝没有上次笔误被赵抓住小辫子那么惊惶失措。
姓严的！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判我个反革命，把我送上刑场？那又如何？倒省了我在自杀的问题上伤脑筋。“死猪不怕开水烫”，此言不虚。再说，你也不见得真能把我逼上绝路，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会跟你周旋到底，玩玩刺犯和黄鼠狼的游戏。即使走到山穷水尽，我也不过就这条性命。但你就不同了，我会叫你这个生全村第一把交椅的人丢尽面子。姓高的，我也得叫你自食其果，从此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能那么便宜了她。鱼死网破，咱们走着瞧。
严能猜出我的心思么？或者他担心我的日记会在知青心中引起巨大共鸣，就像老宋的感觉一样？我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批判我的群众大会往后推了。他又酝酿了一轮，还是没能如期举行。到了最后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他把我叫到他家，说因为我思想有严重问题，不适宜再做养猪场的班长。现在领导决定，由方来接替我的位置，我去拖拉机队干活。他又说在未来日子里，我必须更认真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云云。
原来不过尔尔！闹了半天他只是把我撸下了原已对我毫无意义的位置。多年后回头再看这件事，端的是因祸得福，盖因那些天我突然发现有人欲置我于死地，我便本能地奋起自卫。镇日预料我的对手下一步要出什么招儿，走哪步棋，倒把自杀这件事远远抛到脑后去了。我不想在“敌人”面前示弱，更不想让他们说我畏罪自杀。那时因为我感到自己蒙受冤枉，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对于在“文革”初期冤枉他人而受到的良心的重责。别人跟自己过不去，总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好过些，不过最好别让他们置我于死地。
这件事的确给我造成了伤害。它摧毁了我的自信，使我神经紧张，这是显而易见的。打这以后，我在日记本里一个字都不敢写了，我的日记在老宋夜访的那天划上了句号：1972年4月30日。在这以后，不论什么不速之客叫我的名字，我都会突然头皮发麻，总觉得最坏的事情就要降临。我常常提防着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打击，再也不想被暗处的冷箭射中。这样一来我少不了失眠，少不了做恶梦。
除了日记，信件也是定罪的依据，如果落入一个想整你的人之手。我每收到一封信，读完后马上小心翼翼把它烧了。这也是我父母再三关照的。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现在想来真令人啼笑皆非。父母的来信每一个字都无懈可击地浸透了革命的词语，用放大镜也找不出任何暇拈，而信的结尾无一例外写上豆大的一行：读完此信，务必立即烧毁。切切！
我在屋门外的走道里烧信，往往并不孤单。其他知青也戒心重重，做这档子事儿实繁有徒。这种场合，彼此心照不宣，只当别人并不存在。每个人都面壁而作，专心对着一小堆火，一张纸一张纸往火里送。烧完后还得用火钳搅一下，确保每一页信都被焚尸灭迹。这一情景使我经常联想到我们是在坟墓上烧纸钱：阴沉的脸，鬼火跳跃，纸灰像黑色的蝴蝶随着旋风飞舞。是谁死了呢？为什么要祭他们？我了无头绪。
22 我的初恋，大错特错？
我把所有的钥匙和帐本交给方后，长长舒了口气。4年来我起早贪黑在猪号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到头来落得跟老陈同样的下场。而老陈是我当年想与之一试锋芒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好在所有的恩恩怨怨终于告一段落。
我于是去了拖拉机队十班报到。老隋是班长，李和周是师傅，香和我是助手。
老隋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和我心目中的英雄还真有些距离。他40岁光景，个头矮小，身材瘦削，干活时总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我后来听说他在机务队以嗜睡闻名，只要手一碰到操纵杆，他立刻就打瞌睡。助手叫醒他，他便索兴把拖拉机交给他们，自己在地头躺下呼呼大睡上几个小时。
李和周都曾当过隋的助手，现在他们成了师傅。他俩对香和我都很好。李对我们的拖拉机了如指掌，他远比隋要精通业务。如果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