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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病的时候，我很想去看他，给他带点药。但我不敢去他们宿舍，他们10个男生住一间屋，我怕飞短流长。那时连里流言蜚语纷纷扬扬，像乍起的一天风雪。
到1972年，北大荒的领导总算开了窍，意识到留住知青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他们恋爱、结婚、生孩子。这样一来，他们再想返城真是难上加难。于是一夜之间，红灯变成了绿灯。领导对知青谈恋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知青便乘势结起对来。当然也有不为所动的。
这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20好几了，自身的发育已经成熟，传统与社会家庭也都给我们压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凉水泉村里，捕风捉影的消息一日三传，男女绊闻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事人无一例外坚决否认有此等事，有些人是由于不好意思，有些则说的是大实话。个中真假旁人永远也别想闹清。
就在我坐在那儿痴心挂念着周，希望下一餐饭能在大食堂碰到他的时候，我的3个好朋友，方、丽雅和宋出现在我面前。她们要我坦白我是不是爱上谁了，我尴尬之极。听着听着我才觉出她们说的是我和文的关系，显然有人制造了另一段待月西厢的故事。
我暗暗叫声惭愧，舒了口气：“决无此事！我们不过是一般的朋友罢了，绝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朋友！”
我尽一切可能解释文和我仅仅是同学，彼此借借书，有时也说说话。但我们谈论的事从不涉及个人问题。不管我说得有多真诚，我的朋友们仍向我射来狐疑的眼光。
如果连我的知心朋友都不相信我的辩白，那我还怎么说服村里其他人？这里的人认为婚姻必须门当户对。他们看来，文和我是天生的一双。各自的父母都是教授，我们以前又都是一零一中的学生，等等。但我觉得两个人的背景太相似了，反而容易滋生厌倦。相对无言，看到的不就是镜子里的自己？这倒不是我自有的想法，而是从一本俄国小说中批发来的。
如果我要找男朋友，我愿意找一个与我性格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当然我现在根本不想找男朋友，因为我不想陷于这个圈套：结婚生子，扎根边疆，荒度余生。所以连这个“如果”都不成立。
尽管我想得明白，晚上我还是鬼使神差地去了老隋家。我和他妻子江闲扯了很长时间，让她的4个孩子在我身上爬来爬去，最后人家快睡了，我才鼓足勇气，嗫嚅地开口问江有没有可能给周带些药。听罢这个请求，她眯缝着双眼朝我意味深长地一笑，似乎看穿了我的秘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最后她说：“好吧，香也托我捎药给周，我当然可以把你的也捎上。你们俩对师傅可真关心，嗯？”
我把药放下，脚底抹油地逃走了。暗地里我在想周会吃谁的药呢。他痊愈后，答案很清楚：他故意冷落我，和香说说笑笑，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到了这时，地已完全冻住。6台拖拉机都回到村里检修，昼短夜长，机库外冰天雪地，夜班也不用上了。我抓紧机会向李学拖拉机的有关知识。学的时候，周的一举一动悉数在我的眼中耳中，虽然我没在看他，也没在听他，但我眼前晃动的尽是他的身影，满耳听到的无非是他的声音。有一个念头越来越难以抗拒：我也许应该跟周解释一下，关于文和我的传言是毫无根据的。两个星期以后，我对周作了表白。
从那一刻起，周和我就须臾不可分了。我是说我们的心紧紧联在了一起，而在现实中我们几乎没机会两人独处。白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最多在瞬间交换一个眼神。我们不敢多说话，手当然更不敢碰。晚上，我们也一无去处，大食堂自然是不能呆的，宿舍里一切活动都让别人尽收眼底。其它地方，比如我们的拖拉机驾驶楼或机库，又没有取暖。零下三四十度，在对方手臂里不消叨分钟就冻得浑身发抖，得马上跑回宿舍拥抱火墙。
我回到宿舍，痴痴念念还是想着和周在一起的情形。我开始为他打一双毛线袜。本想为他打件毛衣，怎奈我没钱买这么多的毛线。在这之前，我的手从未碰过针线，也不会使用缝纫机，这一切都是在老隋家向江学的。我为周补衣服时，江在旁边看着我，善解人意的样子。我常被她看得脸红，但我还是很感激她。
周则亲手为我做了一把镰刀，用又轻又结实的黄杨木做柄，这是当地能找到的最好木材。他从木匠那儿借来了工具，先在木头上划线，设计好长度和弯度，再锯出形状，修整打磨细部，使柄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