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我讲了件事，似乎想证实这点。说的是他自己的初恋。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事情的结局不是这样，就会有另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会长得什么样？父亲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孩子呢？
1942年，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学生，他迷恋一位女同学，爱她爱得神魂颠倒。起先父亲怎么也不肯透露这位女子的姓名，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在这我姑且把她称作丁香，当然这非其本名。）
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对，他认为女孩家不够有钱（虽然她的父亲还是一位银行的经理）。这对恋人却压根儿没把老头放在眼里，他们不久先后离开北京，几个月后他们又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会了面。
在那儿他们进入华北联大成了同学，并在此时订了婚，领导和同学都祝贺他们。就在婚期临近时，父亲却调去了延安，丁香则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之后这一对恋人失去了联系。3年中，父亲无从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因为个人生活必须服从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父亲也无话可说。
终于到了1946年，父亲有机会作为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返回北京。在那儿他见到一位老朋友，说起她参加过一场婚礼，新娘的举止颇为怪异，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整个婚礼反复折腾，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纷纷告辞。这位朋友觉得新娘大概精神有点问题。
说着说着，父亲发觉她说的这位怪异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一脑子全是问题。几天时间里，他茶饭无思，夜难成寐。最后他决定去见她，当面问个明白。
他们真的见了面。丁香告诉父亲，她嫁的人是一位地下党的负责人。始而她是他的助手，继而她受委派照顾他的生活，终而她被迫说服了，同意与他结婚。领导一再强调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党组织的希望，作为党员，她应该把“党的事业置于私人情感之上云云。但婚后她发现不管如何尝试，她仍没法爱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年纪比她大很多，文化水平也不高。她婚后一直郁郁不乐，她丈夫也被她搅得心绪不宁，看出丁香对父亲始终不曾忘怀。最后丁香要父亲原谅她，他确实也这么做了。此后，他再也没见过她，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他也有她的住址。
“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些领导是多么虚伪，多么自私！你早在40年代就有了切身体会，居然成天对我说党永远是正确的，我必须事事听党的话！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把实话告诉我？却让我独自在暗中摸索，四处碰壁，心虚胆寒，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因为我不想让你倒霉。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郑板桥说什么来着？‘难得糊涂’，这话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另外，当然了，我自己也不想因为你而倒霉，如果我对你说我早就对这场革命不再抱有幻想，尽管我们怀着良好愿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到头来我们只成就了一所坚如磐石的大型监狱。如果我在60年代当你还是个激进的红卫兵时对你说这些话，你会作何反应？你难道不会举报揭发我？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内心又会怎样？我不愿让你生活在心灵的重重矛盾中！”
他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这点。1967年，他即便没有对我说这些，我的思绪已经混乱不堪。他若真的和盘托出，我难免不变成另一个张黑黑。其实我和父亲在1973年谈的这番感想，我们都不敢在母亲的面前流露。母亲属于50年代的人，对他们这代人而言，国民党腐败到了极点，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政府部门。由于他们的地位特殊，视野局限，他们对中国的严峻现实了解得不很透彻。又或者他们在反右和“文革”中吓破了胆，所以他们不但服从权威，而且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认同权威。他们和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代沟。
父亲和我之间反而找不到这种代沟，我们说话百无禁忌。有时我们的话题涉及个人感情生活，一次父亲甚至对我说和母亲结婚是他犯的一个大错，把我听得目瞪口呆。他说他求婚后不久就意识到他的个性与母亲极不相合。但他还是完了婚，一方面是觉得不应毁约，另一方面乃是由于绝望，觉得他再也不可能找到他的梦中情人。婚后他郁郁寡欢，曾想过离婚，但看在孩子的分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然也是看在母亲的分上，他知道她还爱他，她不会愿意离婚的。在中国，离婚对女人的伤害比男人来得大。
虽然听后吃惊不小，我知道父亲说得都是实话。我也能看出他和母亲性格上的巨大反差。父亲这段表白使我回忆起孩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