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皮毛也快磨秃了。我将大衣紧紧抱在怀里，一闻到二姨身上熟悉的气味，眼中止不住含满了热泪。小时候，我从这件大衣的口袋里偷出钱来，等着她像我父母一样数落我这个坏女孩，等到的却仍是爱心和信任。她就这样挽救了我，使我永生感激她。
抽屉里，在生锈的针和缠在一起的线头中，我找到了一只银质的顶针，这是二姨的陪嫁。顶针像一只大大的戒指，二姨做针线活儿时把它戴在中指上。这顶针跟随了她半个多世纪，几百万的针脚，针头把顶针的小孔连成了一道道槽。它们是证人，告诉我二姨以前守寡时如何自食其力，不但养活自己，还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她失去两个孩子之后，又把爱心给了我们，特别是给了我。然而到了1968年，我也远走高飞了。
二姨等我回到她这间小屋一等就是10年。只要一想到假如我们又能团聚，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将会多么幸福和谐，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簌簌往下掉。二姨也在和我一起哭泣，我能在风中听见她的悲声。就是怀着这一憧憬，我离开医院回石家庄去应试，从此我的心将被无尽的悔恨噬啮，一如二姨过去的经历。
50年代，二姨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为了帮她的儿子成家，毅然随我们到瑞士呆了5年。等她攒够了钱，儿子却再无缘享用了。她当时在这个房间里，一定也像我这样，感到万般的虚空与无奈。为什么我们的努力总是徒劳？其实还不单止是徒劳，二姨本来还可以跟她的儿子厮守着，度过最后几年的宝贵时光，我则失去了挽留二姨的最后机会，至少我应该在她离开这个世界时守在她的身旁。
命运！这就是她的命，这就是我的命！命运残酷无情，跟我们开了一个又一个恶毒的玩笑。让我们做些甜美的梦，然后再用完全相反的现实来讽刺我们。我们越是挣扎奋斗，收获的悔恨也就愈深重。但在二姨的整个一生中，她从未放弃过希望，也没有放弃过善待别人的爱心。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别担心我，我没那么快闭眼！我还没帮你把你的孩子带大哩，我怎么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试，回北京来上大学！……”
即便是弥留之际，她还怀着深切的希望，对我，对她自己，对她命定见不到的孩子。
想到二姨，我明白我不能自暴自弃，我得努力。她把我一手抚养大，我就是她的亲女儿。我应该继续她未竟的希望和奋斗，尽管我现在有了切身体会：希望往往带来一颗破碎的心。慢慢地我开始考虑我应该去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参加了考试，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这次我毋须通过关系走后门，竞争是公平的。
接下来的两年，我攻读英语新闻写作。我们系设在中国官方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社大院内，老师却全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这在即使两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通过他们，外部世界的信息涓涓细流般渗入我们的心田，我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
早些时候我曾立志作一名真正称职的记者，深入查访，披露谎言，让读者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免再像我们那样误人歧途。但到了1980年，政治气候再度变得寒冷起来。我开始意识到，记者的职业将使我不能像一般人那样保持沉默，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说谎唱高调，要么说真话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讲真话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唔，1979年公诸世人的张志新的故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说了真话，等待她的是监禁、离婚、强奸，临刑前她的喉管都被人割断了。但如果不是一些领导决定公开她的事迹，谁又听得到她对“文革”的抗争？我既不想付这么惨重的代价，又不想漫无边际地等待，“文革”已经耗费了我12年的光阴，我已经不再年轻，谁知道中国还要等多少年才能等来新闻出版自由！我还是好好走自己的路，不枉此生吧。
我爱国心依然，但我久已不再梦想成为救黎民于倒悬、引他们至大同世界的英雄了。我深知自己没有卓越的见识和勇气，我只是一个寻常女子，喜欢读好书，想亲眼看世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此而已。在1981年春，这一希望顿时有了实现的可能，至少对我们中的幸运儿而言。我的一位朋友刚去了英国，同班同学也有准备到美国去读研究生的，有些已经寄出了申请。
我不敢奢望自己能有这般好运，可是每天半夜3点醒来，在黑暗中我看见略微卷起的竹帘之外游离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出国梦。每念及此，我睡意顿消，热血上涌，心跳加速。
机会现在看似渺茫，但更可能在你采取行动之前，连这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