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一直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国君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之大权于一身，君主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不可更改。当然，君主独断不是说可以不听臣下的意见，不是说对事事都自作聪明。凡是自以为是的君主，看似能独断，但往往为奸佞之臣所利用，结果大权旁落还不知道。因此，国君要真正地控制国家大权，在治理国政时，首先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将臣下的意见加以比较，然后作出自己的裁决，只有这样的“独断”才能真正有效地实行统治。如果君主在众臣的意见面前缺乏判断力，缺乏裁决的能力和决心，优柔寡断，毫无主见，自然就会权柄下移；如果自予自雄，刚愎自用，文过饰非，拒绝纳谏，独断专行，当然也不能实行真正有效的统治。另外，在决断以前的“兼听”时，要深藏不露，不动声色，不能让臣下揣摩出自己的意向，这样才不会被臣下钻空子。
君主知人善任，使所任之人能竭尽忠诚，固然很重要，但对于君主来说，却不能纯粹依赖于臣僚的忠诚，不能完全靠仁义、道德等伦理规范去约束臣下。臣僚除了应该具有对君主的忠诚，还要有处理政务的才能。而其才能的高低、政绩的好坏，也要有客观的标准。君主必须根据这些标准，运用各种方法，对臣下的政绩进行考课，加强对臣下的监督，做到官无废职、任无废人。
根据事务的性质和类型而设官分职，不仅具有管理国家、推动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功能，同时也是君主加强统治、维护权力的重要手段。在政治学中，这种统治术名为“机构术”，而对官吏的督察考课，则是机构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统治术的角度看，君主加强对臣下的督察考课有如下三大优点：第一，可以奖掖拔擢贤能而黜退佞巧不肖之人，使能者在官，贤者任职，优化官僚队伍；第二，可以督促官吏勤于政事，免除怠惰，提高行政效率；第三，可以严格控制臣下的行为，使他们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
君主任用官吏，让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使其拥有处理政务的相应权力，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同时也享受相应的俸禄，做到职、权、责、利的统一。但是，臣下的职权是有限的，是有一定范围的，决不允许超越职权。对于君主来说，通过督察考课，循名责实，以控制臣下，使其严格遵守自己的职分，做到“治不逾官”，是非常重要的。韩非曾说，臣下向君主陈述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君主根据他的建议而授予相应的职事，以其职事考察其绩效。功劳符合政事，就予以奖赏；功劳不符合政事，言过其实，就予以处罚。罚功小者，并非罚其功小，而是罚其功劳不符合实际。群臣言功劳小而实际功劳大也要受罚，并非不高兴大功，而是认为臣下说话留有余地，其危害超过了大功，所以也要罚。有一次，韩昭侯喝醉了酒，便和衣而睡。掌管冠冕的侍从怕君主受凉，就取了一件衣服披在他的身上。昭侯一觉醒来，见身上披着衣服，心里很是高兴，便问左右是谁做的，左右回答说是典冠侍从。韩昭侯听了，却下令将典衣和典冠的两个侍从都予以处罚。处罚典衣人，是因为他失职；处罚典冠人，是因为他超越了职守。这一故事的历史真实性虽然值得怀疑，但它形象地说明了“治不逾官”这一行政管理学的原理。韩非评论说，昭侯并非不怕寒，而是认为侵官之害更甚于寒。所以君主驾驭臣下，要严禁他们越权逾职去立功，不能说话不恰当。超越职守就处死，言论不当就判罪。如果各人恪守职责，所说的话忠实可信，这样就可以避免群臣朋党为奸了。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考课，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据《尚书》的记载，尧舜治理天下，对诸侯百官实行“三载考绩”，命诸侯定期向朝廷奏告其施政纲领，然后朝廷根据诸侯的奏告考察其绩效，绩效好的赏赐车马服饰。战国时期，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上计”制度，对地方各级官吏进行年终考核。“上计”制把官吏的职责与利益连接在一起，以其业绩作为官员升降的标准，这可以说是古代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汉武帝时，又命令刺史根据六条诏令督察州郡。汉元帝时，易学大师京房拟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考功课吏法》《汉书·京房传》……魏明帝时，刘劭作《都官考课》，共计72条《三国志·魏书·刘邵传》。唐朝贞观年间，也制定了《考课之法》，提出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课标准：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