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谗言，他不仅难立灭楚之功，就连身家性命恐怕也难以保全。为了解除秦王对他的疑忌，他采取了大智若愚的策略，始而装病避战，直待秦王亲临府上多次敦请，才答应愿意领兵出战，继而又不厌其烦地向秦王索要田宅，这就给秦王造成这样的假象：这位老将军以年迈之身领兵出战只是为了良田美宅，为子孙后代谋福利，并无任何政治野心。这样，王翦就可以取得秦王的充分信任，掌握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解除后顾之忧，全力以赴，专心灭楚。
王翦率60万大军攻伐楚国，楚国大将项燕也以举国之师相抵抗。但王翦入楚以后，却筑起堡垒来，几个月时间都不急于同楚军交锋，而是让士兵们玩起跳高、跳远、掷石子的游戏。秦国朝内许多人见王翦出师以来不思进取，消极防守，徒耗粮草，纷纷上书秦王，弹劾王翦。但秦王对王翦信任有加，不为所动，反而为王翦送去更多的粮草，特别告知王翦，前方战事全由王翦主裁。秦军大军压境时，楚军同仇敌忾，誓与秦军决一死战。但见秦军只是筑垒防守，几个月以后，对秦军的警惕心也逐渐松懈下来。就在楚军松懈麻痹之时，秦军却突然向楚军发起了攻击，楚军仓促应战，全军溃败，秦军乘胜追击，一举攻下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灭掉了楚国。
西汉初年，汉高祖与丞相萧何之间的关系充分展示了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萧何是刘邦的故友，从刘邦起兵反秦开始，萧何就追随刘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刘邦夺取天下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刘邦也对萧何恩赏有加。当天下平定以后，论功行封，群臣争功，一年多时间不能决定。高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名列第一，封为侯，并任命为相国，特准带剑上殿，入朝不趋。众将认为萧何从来没有在前线打过仗，反而功列第一，都不服气。高祖力排众议，说：“比如打猎，众将之功，好比猎犬；发现野兽踪迹而指示猎犬捕获者，乃人也，萧何之功即为人功。名列第一，岂不宜乎？”
但是萧何任为相国以后，居一人之下，处万人之上，位尊权重。他总理百官，协理万机，一切国事皆由其管辖。相国权位既重，礼遇亦隆。高祖特恩准萧何带剑上殿，入朝不趋，奏事不名。皇帝为了表示对丞相的礼敬，“御座为起，在舆为下”，丞相生病，皇帝还要到丞相府亲自慰问。丞相权力的增大，必然与皇权发生冲突。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集权制度中的突出特点。这在汉高祖与萧何之间就表现得非常突出。萧何虽然功勋卓著，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但他不像韩信那样不知自持，他对刘邦的为人知之甚深。每当刘邦对他稍有猜忌时，即能机智地予以化解。刘、萧之间以权术相角力的故事引起了史学家司马迁的浓厚兴趣，他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以浓墨重彩描写了这两位早年的好友、后来的君臣之间的三次权术之争。
第一次是在楚汉战争时，萧何任丞相，镇守关中，汉王与项羽相持于京索之间。汉王数次派遣使者回关中慰劳丞相，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萧何手下有一位姓鲍的人对他说：“汉王在外风餐露宿，却多次派使者慰劳丞相，恐怕是有疑君之心。依我之见，丞相不如把亲族中可以当兵的子弟全部送到汉王军中服役。这样，汉王不仅不会怀疑您，而且会更加信任您。”萧何采纳了鲍生的意见。这一天，汉王正准备与楚军决战，忽报丞相派遣宗族子弟前来助战。汉王一听，非常高兴，立即召见萧何的亲属，向他们询问丞相的近况。他们回答道：“丞相托汉王之福，一切安好，惟念大王亲临战场，栉风沐雨，备受艰辛，恨不能相随左右，特遣我等前来供大王使唤，乞大王恩准。”汉王见状大喜，说道：“丞相为国操劳，公而忘私，真乃忠臣也。”萧何把自己的宗族子弟送往汉王处，实际上是以他们为人质，果然汉王对镇守关中的萧何放心了。
刘邦不得已曾分封了九位异姓诸侯王，但他对这些异姓诸侯王却如骨鲠在喉，必欲去之而后快，于是设计予以剪除，或亲自带兵征剿。每当他出征时，对在京城的萧相国总是极不放心。越到晚年，汉高祖的这一心态越是明显，因而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谋反，汉高祖亲自带兵征邯郸。哪知又有人密告韩信在关中谋反，萧何辅佐吕后用计诛杀了韩信。汉高祖在邯郸得知韩信被诛，除去了心头隐患，心中当然非常满意，但他对萧何也不放心，于是派遣使者回京师，拜萧何为相国，增加五千户封邑，同时又命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为相国的警卫部队。这样做，既是为了笼络萧何，同时也有监视的意思。
朝中大臣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