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嘻！杀父都可以，杀母又有何不可？”同座者无不大惊失色。司马昭当即就批判他说：“杀父，乃天下之极恶，而你怎么认为可以杀母呢？”不料阮籍话头一转，说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连禽兽都不如。”既尖锐地讥刺了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又巧妙地掩饰了过去，于是“众乃悦服”。
按照当时的礼法，父母死，要服三年丧。三年之内不准喝酒吃肉，不能离家远游，不准大笑，只准穿黑色的粗麻布衣服等。阮籍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性情至孝。当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与人对弈。对方说这局棋就不下了吧。可阮籍不同意，非要一决胜负。下完棋后，他又饮酒一升，大声哭号，吐血数升。母亲下葬时，他叫家人蒸了一头小猪，又饮二斗酒，大声哭号，吐血数升，然后与母亲诀别。裴楷前往吊唁，见阮籍形销骨立，散发箕踞，两眼木然地直视前方，也不招呼裴楷。裴楷认为阮籍是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典，不必与他计较法度，于是也不理会阮籍，自己径直吊唁完毕便去，阮籍也不相送。
阮籍“失礼”的行为非常多，常常引起“礼法之士”的惊噪和责难。阮籍却以蔑视的口气说：“礼法岂是为我而设！”按封建礼法规定，叔嫂之间授受不亲。可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总要与她相见告别。阮籍的邻居有一少妇，长得非常美丽，当垆沽酒。阮籍经常前往饮酒，醉了便卧于少妇之侧。少妇的丈夫知道阮籍的为人，绝没有什么杂念，对他也毫不怀疑。还有一兵家女子，才貌双全，未出嫁就死了。兵家的地位十分卑贱，阮籍与她家也不相识，但他可怜这位女子貌美而夭折，竟前往兵家哭之，尽哀而还。
司马昭的亲信大臣何曾非常痛恨阮籍的这些“非礼”行为。何曾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他对个性率真的阮籍有一种莫名的排斥心理。阮籍对何曾之流的假名士十分鄙视，常以白眼视之，而对嵇康等清流派名士则代之以青眼，故阮、何二人如泾渭分流，清浊分明。何曾就公开声色俱厉地威胁阮籍说：“足下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司马公执政，综核名实，若足下之流所行之事，何可长也。”阮籍在母丧服孝期间曾出席司马昭举行的一次宴会，而且在宴席上毫无顾忌地喝酒吃肉。何曾见了，心中好不愤然，他对司马昭说：“明公正倡导以孝治天下，阮籍竟然在重孝期间当众饮酒吃肉，公然蔑视礼法，应将他流放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却很宽容地说：“嗣宗如此毁顿，君不能共忧之。吾既以酒食招嗣宗，岂因丧礼而为难嗣宗也。”
司马昭之所以能容忍阮籍违背封建礼法的一些行为，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阮籍对司马氏政权并没有构成威胁；其次，阮籍生性放达，诚如裴楷所说，他是“方外之人”，而当时放达任性已成为名士风流的时尚，司马氏出生门阀士族，并非真正讲究礼法，所以即使阮籍做出违礼之事也能容忍；再次，阮氏世代习儒学，名高当世，与司马氏门第相当，他需要借重阮籍来为自己装点门面。
就阮籍来讲，他为了在乱世中以求自全，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佯狂避世，沉醉酒乡；二是“言及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司马氏很想与阮籍联姻，阮籍不便正面拒绝，于是当司马昭亲自登门为爱子求婚时，却见阮籍手里抱着酒瓮醉卧在地。其后司马昭派使者接连60天前往阮府求婚，都见阮籍沉醉未醒，司马昭只好作罢。钟会数次追问阮籍对时政的看法，欲趁机抓住其把柄而治之以罪，阮籍都以沉醉获免。阮籍虽然与司马氏政权保持一定距离，常常攻击名教，攻击“礼法之士”，但就是闭口不谈时政，不议论朝廷是非。司马昭对阮籍的这套本领也十分佩服，说：“天下最审慎之人，要数阮嗣宗了。每每与他交谈，总是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政，臧否人物。”唐代李贤在评论阮籍的诗作时曾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此诗作之中每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猜测。”（《文选》卷二三《咏怀诗》注。）如果说阮籍是佯狂的话，那么嵇康就是真狂了。嵇康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轻肆自言，遇事便发”，著文直抒胸中感愤而无所忌讳。嵇康曾在苏门山遇见一位隐者孙登，从游三年，问其所图，总不言语。直到临别之际，孙登才开口对嵇康说：“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于今世乎！”
性格刚烈的嵇康对司马氏集团不是像阮籍那样以佯狂避世，而是针锋相对，公开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司马氏集团标榜“以孝治天下”，而嵇康却公然反对礼法。尽管他内心并不是这样想的，但却公然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司马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