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审查干部战士的成份，坚决清洗坏人。（48）
总参谋部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人，当时是“东总”作战科参谋。一下江南时，５师在靠山屯打了胜仗，林彪让他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还未赶到，敌人增援上来了，５师撤了，他被隔在敌后。５师没见到人，家里慌了神，以为又跑了一个。他带着两个骑兵通信员绕了一天一夜赶回来时，有人正在查他的档案。
高秀成老人讲得更有意思：抚顺撤退后，营长高占会开小差了，带着管理员、通信班长和通信员跑了，骑我的马。营长开小差了，教导员有责任，这没说的。师里领导（老人是讲了姓名的）却非说我知道不可，是故意放走的。我和营长是老乡，关系也挺好，可他要跑谁知道呀！把我“下放”到铁岭一个兵站当站长。四平撤退那个乱劲，师找不到团，连找不到营。我那个兵站也没人管，大概认为我旱跑了。兵站加上一个宣传队，男男女女１００多人，就一支枪。转哪转哪，也算老天爷照应，在东丰找到了部队。哪知道领导还是不放心。
我这个人心里不存话，爱发个牢骚，爱发牢骚就是重点对象。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就坏在这张嘴上了。
让我到师里当秘书。就念４年书，“秘”字都认不大准，怎么当这个“秘书”？为的是放到领导眼皮底下好放心。还派个通信员监视，上街买盒烟也跟着我。
那个通信员也不争气，他倒跑了。
领导又说是我放走的，在柳河关我三个月，真能把死人气活了。闲着没事，我就敲门砸窗。领导来了，说你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我说我没法经受这种考验，我不能把他们的觉悟都教育提高到中央委员那水平上。
某军副政委刘学友老人，１９４７年入伍后，就在北安军政大学读书。毕业后到哈尔滨，还没分配工作，先搞“内部清理”。会几句日本话的，不是“汉奸”，就是“特务”，关起来先打一顿。他那个区队抓起１／１０，最后又把抓人的人都抓起来了。
把这些都归咎于王继芳，是不公正的。
很多老人讲了很多关于“内部清理”的事情。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一些被特派员找去谈话就没影了，也不知为的什么。当过特派员的老人，讲起来也直摇头叹气。
陈世勋老人说，１９３７年微山湖西“肃托”，杀了３００多人。哪来那么多“托派”呀！用电话线把大拇指和大脚指捆上，摇电话机上电刑。受不了就招，招谁抓谁，招了就杀。大都是些参军不久的男女学生，平时敢说话，爱发点牢骚的。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朝阴道里扎……
有的老人说，要打仗了，被关押的“敌人”都要求上战场经受“考验”。一些人就是想死在敌人手里——死在自己人手里是什么滋味呀？命大的，没死了，回来再吊起来拷打，审问……
一些人挨整，是因为开小差，投敌，或是被疑为要开小差要投敌。
肺部至今还嵌块弹片的吕效荣老人，正好与此拧着劲儿。
——日本投降后，你为什么要搞暴动，不回家？后来那么多人都跑了，你为什么不跑？
老人说，他当指导员的那个８连，１８５人全是本溪茨沟暴动的“特殊工人”。
四平撤退前伤亡、逃亡１／３，进关时剩下２０多个，全国解放就不到１０个了。
战争年代剩下的都是金子，信任又重用。１９５５年审干，这些人被拨拉出来过遍筛子，倒也没什么。到“文化大革命”就都成粪土了，翻来覆去问你留在革命队伍里想干什么？有个石子亮，是山西决死队的，暴动负责人之一，在广州一个区公安分局当局长，活活给打死了。留在部队的几个挺幸运，去农场喂猪养鸡种地。我们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办公室”，有那么多想干事，没事干，或是没正经事干的人，能不能再增加一个办公室，把党内军内历次“内部清理”的“战果”统计一下，看看从“ＡＢ团”，“托派”到“叛徒特务走资派”，究竟有多少？
再研究探讨一下，其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夏天穿棉袄
５月２９日，林彪在给“周林陈并曹”（49）的电报中说：你们炮兵团的直属队，及一门榴弹炮，共五百人，其中大部分为革命的韩国人，另外有十余日本人，因未接你们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敌人机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
６月１日，彭真、罗荣桓和高岗在给“饶伍叶周（50）并中央”的电报中，说：我军自四平撤至公主岭附近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