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千8百多人。
罗荣桓：还有多少人？
石瑛：南下时是１万6千人，现在1万7千人。
刘亚楼：这不都是俘虏吗？
黑土地上最能打的王牌师，此刻简直就是个“解放师”了！
《辽东三纵队的诉苦教育情况专题综合报告》中，有这样一段：
据七师一九四七年十月冬季攻势前统计，全师九千五百六十八人中就有解放战士三千二百五十四人，占全师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到辽沈战役结束时，一般连队解放成份都占百分之五十四左右，有的连队甚至达到百分之六十。许多解放战士已经成了战斗骨干，有些还入了党，当了干部。……通过诉苦，杷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为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使蒋介石不但在作战物资和武器装备上，而且在人力上也成了我军的“运输大队长”。⑹富於历史主动性的共产党人，以最便捷，最实际的方式，把蒋介石的士兵一批批变成他的掘墓人时，蒋介石只能在那儿漫无边际地开着“耕者有其田”的空头支票，咒骂“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产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公妻”⑺。
赔了老本的“二道贩子”蒋介石，最终是不敢把底牌亮给人民的。
声泪俱下地控诉一番，再千好万好地歌赞一通（若配之以野菜糠皮之类“亿苦饭”，效果更佳），“阶级感情”和“阶级斗争”的热力就火山般喷发了。这在建国後的“阶级斗争”中是屡见不鲜的。
当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和平到来之时，就应该用科学文化去打动人们的心，向更高层次的解放进军了。可惜，历史又一次被愚昧和贫困魇住了，于是，这种曾使人们从蒙昧中获得了最初的，也是最原始的自我解放的诉苦运动，就在“一抓就灵”，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自相残杀中，历史地走向反面了。
政治元帅
陈世勋老人说，微山湖西“肃托”时，抓的抓，杀的杀，提心吊瞻，人人自危，拷打的爹呀妈呀的，受不了谁知道会胡乱说出谁呀？
就在这时，罗荣桓坐条小船赶到湖西。“放了。”一句话，全解放了。
在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即没有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也不像陈毅那样火烈生动，兴之所至，出口成章。在青岛大学攻读过土木工程的大学生，若不是那副眼镜在土八路中有点突出，很难看出和常人有甚麽两样。
于保之老人在山东给罗荣桓当遇警卫员，老人说，下边部队一些领导，有事没事，有机会都爱去罗帅那儿坐坐。在外面站岗，看他们唠得像亲兄弟似的。有时仗没打好，或是出甚麽问题，被罗帅找来了。罗帅批评人可厉害了，一点不讲情面。来时哭丧著脸，没精打彩的，走时一个个都心情舒畅，像换了个人似的。也不知怎麽谈的，反正罗帅就有这本事。
权威并不都是由职务决定的。同样，说罗荣桓是位军事家，也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履历中有“115师代师长”和“山东军区司令员”这两个职务。1937年7月，他指挥的梁山战斗，歼灭日军600多名。1945年11月，中央要在锦州西部打大仗，指名道姓要林彪或罗荣桓前去指挥，毛泽东肯定是深思熟虑了的。
但是，从红军时代的连队党代表，到建国後的第一位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主要贡献还是在政治工作上。
做为黑土地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罗荣桓主要从事部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後勤工作。这是一项十分浩繁的工作。
7师开展诉苦运动後，有人不以为然，甚至说三道四。罗荣桓立即感到这是个创举。诉苦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後，有的单位查三代，使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悲观失望，觉得拚死拚活革命，倒成了革命对象。罗荣桓及时住意并纠正了这种过火行为，使诉苦运动沿著正确方向深入发展。
对于土改中乱抓乱斗乱打现象，罗荣桓都及时提出建议，使问题得到解决。
有的老人说：跟罗帅做政治工作有安全感。
回首不堪回首的“阶级斗争”史，我们最缺少的不就是安全感吗？
在接连反攻的新形势下，一些人思想还停留在山沟里，没认识到城市被夺占就将永远保持下去。加上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对城市有种天然的抵触和反感，觉得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後就得好好整一整。罗荣桓对这个问题盯得很紧。他在各种场合说明这个问题的危险性，以政委名义向部队发出措词严厉的《关於政策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