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的既定方针是个“守”字。
古人说“守有十全”，“粮草足”为“十全”之首。而沈阳的马路和兵工厂是不长庄稼的，只有出去抢。
《辽沈战役亲历记》，这样描述卫立煌的”抢夺小麦之战”：
卫立煌命令东北政务委员会及辽宁省政府宣布重价购粮，但毫无结果，於是又召集军长以上开会研究如何抢购粮食问题。当即决定各部队自行向当地征购，并规定十分之二的提奖办法，以鼓励各部队积极征购。谁知粮食欠收，民食尚感困难，征购不易，开始各部队向民间强迫征购，後来发展到抢夺，不顾人民死活，造成鸡犬不宁，人民大批向外逃难，十室九空，厥状甚惨。⒀。
廖耀湘兵团西进途中，粮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兵团行动期间，应就地征收粮秣，即掠夺粮食，以空出来的吨位，增运弹药。”⒁。
“新一军在彰武台门附近大肆枪掠各个粮栈的粮食，并争先恐後的用汽车、大车运住新民和沈阳，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肥私囊。”⒂。
杀民养军
共产党闯到关东初期，“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馀到一处吃一处……”
1948年5月10日，东北军区後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後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的统一与使用》”中，有这样几段着：
“部队高度集中，物资供应就是问题了，粮食吃光了，部队先是吃地主富农的，後来就吃中农的，最後无法只有吃贫雇农的了。吃猪也是如此，先吃大猪，大猪吃完吃中猪，最後吃小猪，、马是先吃马草，壳草，壳草吃完吃高粱杆子，最後只有啃木头。”
“人民负担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廿五至卅，农民收的粮食百分之廿五至卅交给了公家，另外还要购粮，占农民收入百分之十至五。”
“抗战时期在苏北最多的负担才百分之十五，一般的地主富农百分之十五，中农才百分之十，贫雇农才百分之二至五。”
同年3月20日，中央转发“林罗谭”关于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
因城市在我围困时群众受敌统治无家无食，一旦被我攻占後，即需救济，否则不能过活，鞍山被我攻占之第二日即发生两家贪民实行全家自杀惨剧，故攻占城市在目前对我负担很大。
同年8月21日，热河“分局军区”在给“林罗刘谭并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说：
（一）我们要求二十五个团再减少一半，原因是：
A，扩新到冀东，党与群众队伍非常混乱，大批逃兵回家，还有少数份子勾结地富和被撤掉的坏干部上山当土匪。队伍未整顿前，扩军只有强迫命令，使党与群众更加对立，造成严重后果，冀热察基本人口七十多万，新解放区四十多万，老区已扩军及地干共六万多人（抗战时死亡在外），有些区村已无几个青壮年。政权干部为妇女担任，热河四百三十万人口，十八岁到四十岁青壮年约八十万。“八·一五”到现在参军约廿万人，村以上地干脱离生产者，约四万人，土改中杀掉五千人，鼠疫伤寒饥饿死掉约四千。当土匪者被杀者约二千，国民党抓去若干烟民青壮年约廿万，如果再大量扩兵，则无法维持生产与战勤，尔後主力补充亦无办法。
B，养不活（现冀察热辽区负担人口只一千万），冀东三百九十万，热河四百二十万，冀察热一百二十万，各区游击区约二百万，现在脱离生产人数包括扬罗兵团（扬德志、罗瑞卿乒团——笔者）在内，已达四十一万，如再扩兵三十五个团，则为四十七万，无论如何养不活，现在人民已处在异常悲惨的状态中。
从城市到乡村，从“敌占区”到“解放区”，内战中的黑土地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呀！
1912年（民国元年）至1949年，37年间中国人口增加1。4亿。
1949年至1957年，8年中人口增长1亿。
难道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战争？
海两岸
“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越南鬼子”，中国人习惯称敌对的外国人为“鬼子”，对于同为炎黄子孙的对手，讲究“正统”的中国人，最通用的是一个“匪”字。“共匪”，“奸匪”，“毛匪”，“林匪”，“蒋匪”，“杜匪聿明”，“卫匪立煌”，“博匪作义”，等等，等等。当北平有和平解决迹象了，“傅匪作义”就变成“博作义将军”。而近40年後，台湾当局仍称大陆为“匪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