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麽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些兜。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60熊”，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麽的。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老总”，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妈说，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怕抢。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有人给我保媒。甚麽“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是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宋占林：
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结婚为口饭，有饭吃马上不干了。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长春药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
李素娥：
每天都饿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後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後来听城外人说，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