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嘴。不堵嘴也不敢怎的。大小是个官，就和主任占亲带故。国民党倒台那年，主任把几十包出口猪鬃拉到亲戚家盗卖，还勾结部队抢粮食，抢10车报20车丢失。上边来检查，不知从哪弄来些人，你叫“张三”，他叫“李四”，交代一番，月报表，季报表，连宿大夜做假帐。远接高迎，把检查组请到最好的饭馆喝一顿，再揣些“红包”。检查组抹抹嘴巴，“挺好”，走了。反正干甚麽吃甚麽，当多大官发多大财。谁也不害怕，因为谁都这麽干，谁在适当位置都有後台撑腰。
贪污腐化已经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国民党的整个肌体。
诚实的官员，要麽被通货膨胀吞噬，要麽变成贪官污吏。
而军人不必通过流血冒险就能得到升迁，谁还爱干傻事，拿脑袋当赌注呢？这是个到处都是“门”的世界，人人都在为自己选择最佳途径。贪财者敛财，好色者猎色，兴趣广泛者样样俱全。无论牛头马面，还是酒囊饭袋，大小只要有个象征权力的甚麽东西，就能在那方大地里无所不有。权力就是最大的印钞机。
穷了百姓，富了党人，这样的党能不垮台吗？
在这点上，蒋介石是不糊涂的。
1948年7月27日，他在南京国防部会议上讲：“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几十倍、制空权、制侮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於接收。”⒀。
这种腐败作风，很难说清是何时开始的。但在“八·一五”後，正直的官员和善良的百姓，是确曾对国民党满怀热望的。而当人们目睹了这些“劫收大虫”的劣行後，国民党的“白日”就迅速地从“青天”上坠落了。
打虎记
1948年8月13日，在司徒雷登协助下，蒋介石搞出一个“经济紧急处置方案”，决定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
方案条文甚多，可以归纳为四大项：（1）自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以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元券，限期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
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如在上海成功，即可打开全国局面，党国即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8月20日，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率领他一手营建的“戡建大队”，杀气腾腾，开进上海。
党国存亡之秋，老子委儿子重任，看来蒋介石是咬牙横心了。
与黑土地有过一段缘份的蒋经国，更是踌躇满志，气魄非凡。
一声令下，上海六个军警单位全部动作起来，“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入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⒁。
10天中，蒋经国选拔1万2千3百多热血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又称“打虎队”），上街示威，宣讲“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响彻上海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虎队员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以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强令兑换金元券。
第一个丧命的，是利用职权、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的财政部秘书陶敌明。接著是警备部科长张亚尼，警备部第5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商人王春哲。被捕入狱的巨商大户，达64人。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被判8年徒刑。
真有股子“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威势。
在那个“有条有理”的世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外国记者把蒋经国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商人称之“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上海百姓当时若是会唱的话，大概要打著腰鼓，提前唱一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
与国民党作风判若两党的蒋经国，继续声色俱厉地发表著实实在在的宣言：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於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