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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资格进功德林的士兵，能想些甚麽？
从那条用鲜血打通的滇缅公路，到这片兵败如山倒的黑土地，他们有过自己吗？
拿到了路费和路条的，为甚麽要选择这条路？昨天还吃国民党饭，今天就掉转枪口打国民党，思想、感情一时还转不过弯儿？他们懂得那个遥远而又神秘的玄而又玄的“主义”吗？白天沉重地扛在肩上，晚上冰冷地抱在怀里，冲锋时端在胸前喷火冒烟。他们手里拿著枪，他们又是谁的枪？而今，凭着一张路条和这点路费，他们就能永别武器吗？
莫道万里迢迢，莫道腿脚有伤，一瘸一拐，扑到老母膝下，拥抱妻子儿女，多少年梦魂萦绕的渴望，自会产生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可前面等侍他们的会是甚麽？饥饿，寒冷，疾病，和由此产生的野蛮和残忍，随时都可能致他们於死命。而任何一支躲避不及的扛枪的队伍，都可能把他们重新拉入队伍，再塞给他们一支枪。
（1948年8月，“栗陈唐钟张”（49）在给“中央军委”的一封电报*中，专门谈到东北释放的俘虏进关後沿途跋涉的情形，说：“俘虏回去必为敌人抓去重新当兵，在我各部队兵员极不充实情况下，建议由冀鲁豫军区于黄河渡口及各地方军区设专门收容机关，进行审查各处所溃败及走散之俘虏人（员？）尽量争取参加我军。”）。
那些永远被抛在这陌生的黑土地上的人呢？他们的灵魂已经到家了？还是奔南京总统府索命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属于自己，到了那个世界就能主宰自己了吗？
伴著母亲的痛苦、希望和幸福，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人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承担责任的。他们承担了甚麽责任？为谁承担了责任？
在行将离开这个世界时，或仰望苍穹，或俯面大地，无论看到了甚麽，领悟到了甚麽，他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连这身可恶而又可怜的“黄皮”，也将被像他们父兄一样的穷人扒去。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再赤条条离去。而在那片生养他们的故土，将再隆起一座座空坟。
那坟里会放些甚麽，一套离家前穿过的衣服，一本爷爷传下来的《三字经》，一把曾助他为父母尽了点孝道的镰刀，锄头，一支儿时玩遇的小木枪？
啊，枪！把它烧了！把它砸了！即使再活一万次，再死一万次，也不要枪！不要！不要！！不要！！！
胜利锣鼓
离休前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员的百刃老人，辽沈战没期间，做为新华社驻东北军区记者，一直随16师“前指”行动。辽西那些窝棚复归平静後的第二天，他策马去46团2连采访。
凛冽的寒风中，老远就听到一阵锣鼓声。
在一家土坯围樯农院里，有三个战士，一个在打鼓，一个在敲锣，一个在击拔：若在往常，看到一住腰间插支橹子，胸前挎架照相机的骑马干部，不等走到近前，早立定行住目礼并上前报告了。这一刻，三个人好像没看见他似的，眼睛直直地望著前面，手中一下一下只管敲打著：咚吐锵，咚吐锵，咚吐锵……
记不得那村子叫甚麽“窝棚”了，记不得那三个战士的形象了。比如脸上是怎样带著烟黑尘土，衣服上是怎样占著血迹，被弹片和子弹撕出棉絮，烧得窟窿眼子。老人甚至记不得当时是否与他们交谈过，他们是否开过口。只记得那脸上好像甚麽表情也没有，又好像蕴含著那种境况下人类所能有的一切感情。只记得那锣鼓声一下一下就是那麽个节律，走出好远了那锣鼓声还在响，直到今天好像还在耳边响。
还记得周围站著一群小孩子，一个个破衣烂衫，小脸冻得发青，鼻涕都“过河”了，有的咝溜一声吸进去，有的用明晃晃的袖头抹一把。
南下北宁线前，他曾来这个连采访过。连队正在操场上集合，180多名男子汉放开喉咙，唱一支当年在华中用血与火谱写的战歌：“’勇敢队’，‘勇敢队’，江堰战斗显神威……”（50）因一部描写长春围困战的电影《兵临城下》而罹难的老作家说，辽西战没期间，他写了10多篇战地通讯，发在当时的《东北日报》上。
後来还写篇介绍收容所俘虏情况的通讯，没发出来，报社说对敌人写得“客气”了。
晚饭後，战地记者信马由缰出了村子。
村头一片小树林前开阔地上，一匹匹死马像秋後遍地的“庄稼铺子”（割倒後一堆堆放着而未捆起来的庄稼）。很多马没腿了，刀砍斧剁掉的。旁边一具具尸体，稍微有点模样的，衣服都被扒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