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时，桥上都满了，我们是硬挤过去的。
这些从“西大桥”上过去的，那些从营口跑到葫芦岛，又从葫芦岛和东进兵团一起跑掉的，有多少人回到了家，或是去了台湾？回到家，去了台湾，他们和他们留在大陆上的亲人，苦难从此就了结了吗？
很多来华“观光”、“投资”的日本人，一定要去看看他们当年的“故居”。当他们在那里流连时，其感情、感想大概是难以和盘托出的，却也不无可以理解之处。而对于世世代代繁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却只能对故土望洋兴叹，那又是一种怎样的冷酷，残忍？当他们中终于有人在有生之年如愿以偿後，他们会不会想到要去当年的战场上看看？他们中，可有在塔山和黑山等地幸存的“敢死队员”？
蒋介石死前留言：日後反攻大陆，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於孙中山陵前，这和那些胸前衣服上写著“想家”大字的去台老兵，心境是一样的吗？
1988年1月18日，台湾《民众日报》刊登去台老兵杨荣华的一篇文章：
我是个孤儿，是个没有亲属，没有党籍，没有教派，没有启蒙同窗，没有孤儿院玩伴的老孤儿，……14岁那年，在山坡放牛，被国军44军连人带牛抓进军中，牛被宰杀烹食，我被迫成为军夫，当炮灰，和鬼子打仗，跟共军拚命（“抓”也好，“被迫”也好，“和鬼子打仗”与“跟共军拚命”，是两码事情——笔者），直到金门古宁头之仗，奋战有功，放牛郎也能当官，升上排长，获得想要的光荣。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下，我视军营为家，埋头苦干，潜心求知，考上炮校，并能毕业，满以为运途顺畅，前这光明，未料47年（1958年——笔者）元月，突然莫名其妙被扣上“庸劣”帽子而被“撤职”，成为杀鸡做猴的祭品。迄今含冤30年，也曾多次申诉，却找不到半个包青天，怎不令我哀伤失望！尤其跟劫机“异”士，越南难民，驾机偷来台湾领取黄金的那些人相比，会使我吐血、发狂，再想想目前孤寂凄凉饥寒苦境，连半分钟都不想再活下去，真是先来的不如後来的，后来的不如偷来的啊！⑸。
正是台湾民间“返乡拳”·唱得兴致时，笔者在某地见到两位上访老人。一位是参加长春围困战的，一位是在长春起义的。在一间最下等的，被褥、床单和枕中油渍抹黑的房间里住了几天，接待部门通知招待所，撵他们走。两位长春城下的对手，又都在朝鲜吃过美国子弹的老人，联合起来去找“首长”，这才重新有屋住，有饭吃。饭桌上，两个小青年对那位起义老人说：你若去了台湾，今天回来，看是啥成色？
对比这些老人，这几十万拙仆的文字，应该首先献给谁呢？
政治家讲“主义”，讲“信仰”，并为之奋斗终身。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当然是要有信仰的。对于一个还不强盛的民族，尤其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可在这里，对于那些在这场内战中至今还没有好结果的老人，这种不流血的战争是个甚麽东西？
即便是对于去了八宝山的杜聿明，和那些在台湾和在黑土地上把生命划了“。”的不知名的人，在他们生命末尾处留给後人的，就是个“。”吗？
黑土地上的爆炸声
葫芦岛撤退前，杜聿明指示部队，对锦西和葫芦岛地区工厂设备，能搬走的尽量搬走，不能搬走的必须彻底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葫芦岛自来水塔，码头，机车，都指定部队负责破坏，码头是要用到最後一刻的，待部队全部登船远去後，就用舰炮发射炮弹，诱发码头上预先埋设的大量TNT炸药。
在所有撤退前还来得及下手的城市，都能听到破坏工厂矿山的隆隆爆炸声。
在所有来不及动手的城市，都派去飞机大肆轰炸。
11月2日以後，国民党飞机连续几天轰炸沈阳，重点目标是兵工厂和仓库。如果几座弹药库被击中，半座沈阳城就不会是今天这样子了。
四平，锦州，鞍山，木溪，吉林，营口，梅河口，凡是打过仗的城市，特别是曾经几进几出的城市，从厂房设备到一般公共建筑，完好无损的不多。有的炸平了，有的烧光了，有的洗劫一空。
“兵不血刃”，未遭枪打炮轰的长春，“原有的400家中小型工厂，不仅完全停工，而且厂房设备都已大部毁坏殆尽。””全市输电设备被毁三分之一左右。自来水净送水设备百分之七十被毁。煤气制造设备大部被毁。全部公共交通车辆。无一完好；部份有轨电车已被用作城防工事埋人土中”⑺。
60军撤退到长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