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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南通，是拜访张季直。张季直是个牛人，我不是因为大生纱厂称赞他，虽然那也很了不起，但在我眼里规模太小，不算什么。我是佩服张季直的，是他的眼光。
张謇把公司在通海的土地，按地形地貌分为８个区，每区都筑一条濒海大堤，作为外堤阻拦海潮入侵，另有通潮大港的沿岸堤为里提，内河沿岸堤为次里堤。除此三道防线，堤中又分格作堤，堤面叠实整平，可充交通大道。堤之外，还有２个港口，５条河流；堤之内，有干渠、支渠，渠道通过堤身下面的涵洞与出海河港相通，港口则有御潮防浪的节制闸。堤内土地又以东西向等距的横河，划分为若干排，每排自东至西又分成若干块，每块面积２０亩，排呈长方形，从而使河网化与条田化同时完成。河、堤、路、桥四通八达。全部工程合乎科学，注重质量。不仅适合当时的人工操作，他还考虑到了来日的机械化，牛人。
张謇常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的确很有见识和眼光。
我在安庆，捐了个候补道台，待执照下来，就去拜见安徽巡抚诚勋，那时候已是1904年年底。有张季直的推荐，一切都不难。安徽巡抚诚勋观信后，已知我与张季直有很深的关系。与我交谈时，巡抚不仅询问了我和张季直的关系，考察了我的军事素质，还着重询问了我在日本的学习和生活，我对此早有准备，回答的很是自然。诚勋对我清白的社会关系极为满意，很赏识我的军事素养。此时我是为数稀少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清国留学生，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中，日本占了上风，已将俄军包围在旅顺五个月了。所以，我也借了日本的一点光。当时，新军协统赵理泰恰好转任保定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总办，巡抚诚勋遂命我领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协统。
1905年1月，我接管了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方知巡抚大人为何如此轻易的任命我总领一军。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初步筹办，目前只有步队一标，具是新募之兵，未经训练。暂时驻扎在五里庙，其中仅有顾琢塘和胡永奎二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军，余者十三人都是武备练军学堂的头班毕业生。这些人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都象顾忠深一样，喜欢夸夸其谈，训练没到半个月，就跑得只余陈庆良一人了。
巡抚大人很头疼的召见我，我也表现出一副苦恼的样子，道：“大人，我以前说过，我从军不是为了钱财，而是想为国家，为朝庭尽一点儿微薄之力。这训练新军，是因为原来的军队不敷使用。这新军将来是为了与洋人作战，起码也要有一战之力，方可对洋人起到震慑作用。大人是知兵之人，没有训练，再好的装备，也没有用。甲午之战，陆军装备远超日军，日军缴获枪支数以万计，大炮数百门。况且，新军与外军相比，武器装备不占优势，火炮装备较少，若不严加训练，只怕将来接战，一触即溃。卑职生死事小，误了朝庭的大事，卑职就万死莫辞了。况且，新军初训，职也不敢过严，不过是一些纪律服从训练。大人知道，军中号令森严，无非纪律。攻时奋力向前，守时死战不退。没有严格的纪律，是万万不行的。日后正常训练时，只怕尚要艰难十倍于此。在半日之内，全军奔行数十里而不乱。到达目的地后，能够迅速建立防御工事以阻截敌人，或者，即刻对敌发起进攻——这在战争中都是常有的事情。职在留学时，曾听得一句话——‘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话虽粗略，说的却是正理。”
诚勋念了两遍，觉得也是这个理，便说：“那安排他们执掌军需，可否？”
我脸色更苦，不由叫了声：“大人，万万不可！那新军初练，全无忠诚之心，不过是为了吃饭。我现在每天有肉，尚有少许逃兵。若安排尔等执掌军需，只怕……”
我没有继续说下去，诚勋也心中有数。
那安徽武备学堂的首批新生亦如湖北武备学堂一样，选自“文武举贡生员、监生、文武候补候选员弁及官绅世家子弟”，尽管他们符合“文理明通、身体强健”的入学条件，但对新式的教育方式、新的课目一时难以适应。因而光绪二十八年（1902）迁址不久，武备学堂即从社会上公开招考有志于军事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学。可以这么说，武备练军学堂的头班毕业生，就是一群废物。只是象收了我的银票一样，巡抚也收了各位毕业生的钱，这才不好处理。
我自然不会为巡抚大人去分忧解难，忙转移话题，“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