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的我以极深刻的印象。我也不担心恩铭，徐锡麟日常与之亲厚的都是革命党——过几天端方的电报也就是说该来了，“光汉子”、“光复子”这么别致的别号，我还记得清楚。恩铭就算再信任徐锡麟，也不能不稍加防范。实在不行，我到时就亲自出马，给恩铭做下保镖。
事情还不必如此，没几天，端方的电报到了。无论恩铭如何信任徐锡麟，也不可能对如此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徐锡麟被停职，接受调查——也就是给他个逃跑的机会。徐锡麟等人迅速的消失在安庆。后来听说，在浙江“大通学堂”的起事倒是轰轰烈烈，与鉴湖女侠秋瑾一起英勇献身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已经是有段时间以后了，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记得在看《基督山伯爵复仇记》时，有人如此评价拿破仑王朝，大意是说，你的帝国没有根基，所以成功是转眼间的事情，失败起来也就是顷刻间。我觉得革命者没有人有决心打下根基，为革命做思想上的准备工作，只是鼓动“革命”、“革命”。所以，革命与孔已己们无关，不过是换了个老爷。从这一点看来，革命者还不如拿破仑呢！算了，想那么些做什么，革命后，给二位立块碑好了。
经此一事后，我在新军中进行了清理。将参加岳王会、同盟会等等会党的，统统开除。安徽动31混成协有，且只有一个统帅——那就是我，董正朝——有那么一刻时间，我深深的相信：“振兴中华，舍我其谁”。
转眼过后，我又提醒自己，神化自己是很白痴行为，地球离了谁都会转动。我放下这些，开始考虑新军的实战问题，没有打过仗的军队，就不是真正的军队——我一直如此认为。
第11章
新军的实战，最终选择了剿匪。其实，也谈不上选择，选择要在几个可能性中选一个，我基本没有其它可选的。
在剿匪作战中，因为第61标官兵训练有素，又有隐龙社的情报支持，一切行动进展顺利。新军以极轻微的伤亡，给土匪、水匪以沉重打击，有幸漏网的也多偃旗息鼓，甚至跑到外省以避风头。新军的军饷充足——有我的补贴，军纪严明，给安徽的父老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恩铭也很高兴，连连传令嘉奖，我也算混成恩铭的心腹了。
我对待匪徒的处理极狠，匪首和有人命，或犯奸淫的一律处死，骨干多半也没跑，顽抗的就是一个字——“杀”。短短几个月，死在新军手里的匪徒，及勾结匪徒的，就死了三、四千。我对部下说，不必手软，这些人死有余辜，不要说什么劫富济贫，锄暴安良，都济了自己的贫了！我们做的，才是锄暴安良。这些儿匪徒和贪官污吏一样，都是欺压良善的东西。别人努力挣了钱，凭什么要分给他们这些好吃懒做的东西，一样该杀的货色，杀恶人即是行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我部下的弟兄想想，也是这个理，就不再说什么了。我杀俘虏的匪徒，都要经过审讯审判的，只是过程很简单。
剿匪的同时，我还做了件事——减租。我不是说推行减租，那是找死，我还得罪不起那么些人。再说，我是个改良主义者。
我的‘减租’，是给部下家属减租——五层租减到三层。说白了，我，或者带队军官，到地方先请客，请这些儿地主吃饭看戏——安徽的黄梅戏还是可以看一看的。中国人好面子，我给了面子，多半也会给我面字。实在有哏人，就带着军队，到他家中，连吃带拿，眼前亏是吃定了。谁也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减了也就算了，又不是不给。多半的人这时候，就减租了；就算还有意图顽抗到底的，也不得不在驻军的威胁下屈服了。
因为新军军纪极好，待人和气，买卖公平，又剿匪有功，在地方的名声是极好的。地主若是不肯减租，众人也很少认为是军队霸道，反而以为地主太小气——民众对军队的期望是很低的…_…！！！。到后来，“董阎王”的名声出来，更没人为这两个钱，与我争了。
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士兵一来得到了实惠，减两层租相当于收入多了四层，对穷人来说，不是个小数；二来士兵有面子，在家里扬眉吐气。这些儿比什么都有用，将士们都很感激我。收买的最高境界，就是用别人的东西来收买人心。
我一向强调军纪，新军又是我从新兵一手带出来的，所以军纪极好。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违犯军纪的，剿匪缴获了许多战利品，难免有人会贪财。这不，刘镇七就拿了个金坠子。长时间的行军和战斗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没办法瞒住战友。事情很快就被报到我这里，我召集全标，公开处理这件事。事情原委很清楚：刘镇七在收集战利品时，看到了这个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