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条约的，我从不退让。军政府有所逾越的，我就直接内部处理了。不是我如何尊重国际法和条约，而是我根本就不想承认这些条约。只是，我现在实力不足，但我也不会给人留下口实——“我不逾越，也不承认”。然而，我遵守条约的行为，得到了各国的一致好评。生活中从不缺少幽默！与各国的关系，我与德国、美国关系最密切，日本交涉最多时好时坏，其它则一视同仁。
芮恩施上前，恭喜我收回青岛，我用力与他拥抱一下，保罗与杰克·史密斯——我在美的私人律师，是大学同学，关系密切。芮恩施问我，准备如何处理日本的要求，我说：“保罗，日本是不会放弃的，我也一样。”我的话很平淡，但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保罗理解了我的暗示。我请他帮助，协调联省与英国间的关系，尽量让英国在青岛之争中保持中立。芮恩施知道英国需要日本，所以只说“尽力而为”。
随后，我单独约见了英国驻安庆领事葛福，阐明了联省立场，要求英国在中日青岛问题采取合理的立场。英国此时正努力拉拢日本，希望日本舰队能加入对德国的战争。葛福自然努力帮日本说话，对我施加压力。我据理力争，寸步不让。
然后，我接见了日本驻安庆代办小幡。小幡对“山东日裔被捕”这一事件表示抗议。我直接了当的说，间谍是不受保护的，而且外交事务由顾维钧负责。小幡提出了“领事裁判权”。该死的满清政府！领事裁判权，就是说，外国人犯罪需要由其本国领事审理。问题在于，这东西不是外国人要求的，是满清觉得审理外国人很麻烦，自己主动给外国人的，靠！
反复交涉了几回，我命令将日本间谍一切可疑物品扣留，将间谍驱逐离境。传闻说，日本间谍是光着离境的，这个，实在夸张了点儿。但日本间谍，基本上，都是全身上下搜个遍，穿了套新衣服离开的。
8月15日，日本以“山东日裔被捕”事件为借口，向安庆军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撤退在中国海上的军舰或解除武装，并在9月15日前将胶州湾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北京政府，限8月23日前无条件答复。
外交司长顾维钧紧急约见了代办小幡，小幡骄横地宣称：这是大日本帝国的最后警告，安庆必须照办。
顾维钧有我的交代在前，只答应可以谈论“山东日裔被捕”事件，对于其它无理要求，则断然予以拒绝，答复说：“青岛问题，过去，是中德双方之问题；现在，是中国内部问题。与贵国全无干系。如此要求，安庆断然不能接受。百万国防军，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武力威胁，难道我就不会吗？！
我这一时期的政策，也有点混乱。从目前来看，中日交战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不打这一仗，我起码可以省下两亿，无论投资到哪里，都能在近期很快收回，长期利益更不必说。但是，一方面，日本咄咄逼人；另外，从长期看，中日之间势必会有一战。非如此，不可能联盟。联盟是几个平等，或大体平等的团体之间的事。我已经花了大本钱准备，所以，又很想打这一仗。
北京方面的立场更尴尬。袁世凯受到各国很大的压力，本身却又无力左右安庆。命令安庆撤军吧，安庆一定会大义凛然、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直接驳回，图然是给安庆增加声望。但是，大张旗鼓地鼓励安庆，英国人那里又通不过。所以，北京政府在这一时期，竟然像失声了，为数寥寥的几封电报，其含意，也是模糊不清。从袁本人来说，国防军与日军，打起来才好呢。最好两败俱伤，就算做不到，也可以重创日军。至于国防军取得胜利，袁是想都没有想过。如果国防军有此能力，怎么会如现在这样，早打到北京来了。不过，北京的行动，还是明确的表达了，对“国防军与日军开战”的殷切希望。北军的四个正规师，剿灭了“白狼”之后，一直盘据在河南，现在却在这个敏感时候，悄悄地将两个师调回了。
这是中国方面的考虑，日本方面的考虑，则又不一样。
由于不断扩充的军备费用和连年贸易入超，日本财政在1914年几乎濒临破产，甚至连支付外债的利息也发生困难。造成这种局面的近因是输出不振导致国际收支失衡，远因却是扩军备战长期压迫财政，而国内市场又因地主制与资本制的矛盾而难以健康发育成长。苦于重税的中小资本家、工人和农民饱受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之苦，生活日益困苦。然而，在接替山本权兵卫的大隈重信，就任首相3个月后，日本竟意外地得到了“天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对于顾维钧的警告，日本方面不是没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