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民众预期的巨额赔款，结果导致了“日比谷烧打事件”——失望的东京民众焚烧了日比谷公园附近的内相官邸、外相官邸、国民新闻社和派出所。首相桂太郎也受到了暗杀的威胁，以致去小妾的外宅寻欢时，不得不由军队开道护送。后来，桂太郎内阁以倒台告终。
如果，日本这次签署的和约，连象征性赔款都没有。胆敢支持签署条约的日本内阁成员，等待他的，必然是，日本“爱国志士”前仆后继的“锄奸”行动，而不仅仅是“暗杀的威胁”。日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约。
从开始，我就知道，象征性赔款，是我不得不支付的。
所以，当这个要求，送到我这里后，我更为不满的。
在欧战中，日本的外债由19亿日元降为16亿日元，对外债权却由8。1亿日元猛增到43。7亿日元。注意，这只是外债的变化，日本国力的增强更是十倍于此。
而联省对此早有准备，改革农业生产，大力投资工业。从归来的那一刻起，从国内，到美国，再到安庆，我们兄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想而知，联省从欧战中获得的收益，必然会超过日本。要我会放弃？我舍不得，我怎么可能放弃？！
这么大的利益，由不得我不低头。然，要赔款给日本，我怎么想，怎么不舒服。
10月23日，顾维钧与日置益签署了名为《中日青岛和约》。剥去那些华丽的辞藻，核心意思有两条：日本承认中德之间的约定，日方不干涉青岛问题；中方为其间冲突负部分责任，赔偿日方损失500万元——约合日元300万。
日本要求的赔款并不是没有依据，日本损失的舰艇，就价值超过一亿元，加之，七千余人战死/失踪，要求的赔款一亿日元，也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联省作为战斗的胜利者，虽然还没有赢得战争，却也绝对不会按价赔偿日本损失的。归根到底，这只是象征性赔偿。
我指示顾维钧，面子已经没有了，里子多一点儿，是一点儿。所以，对于日置益提出的500万日元的赔偿，顾维钧借口是中国赔偿，应当使用中国的货币，当然，500这个数字不错，就不用改了。生生把赔款改成了300万日元——顾维钧如果去菜市场砍价，一定是把好手。
这段日子里，我与日置益初步达成协议，秘密约定：如果军政府能够统治中国，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结为同盟；同时，我将给予日本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这东西，只是个意向，没有具体的条件，双方默契于心，约定到时候详谈。
几天后，日置益前来与我告辞。我再次请他喝茶，这次是武夷大红袍。我诚挚的对日置益的安全，表示了关心。日置益看了看我诚挚的表情，笑着感谢了我的关心。当然，日置益的笑容有点儿苦涩。
《中日青岛和约》的详细内容，传回日本国内以后。日置益在日本国内就出了名了，可以说，家喻户晓了，无数的人声称要“讨灭国贼”。所以，日置益签约后，短期内，是不准备回国了。此次离开安庆，日置益会到北京去，接替小幡，与袁世凯谈判。我私下揣测，如果日置益不能狠宰袁世凯一刀，后果勘忧呀。袁世凯恐怕要提前签署《二十一条》了。
在我的预计之中，《青岛和约》签署后，我将受到非常大的舆论压力。然而，《青岛和约》在议会内没有任何阻力，一次就通过了；社会舆论，也对我出乎意料的宽容。《安庆日报》就不说了，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然不会对我过于严厉。就是《申报》、《安徽时报》，对我也没有意料之中的批评。反而，觉得我干的不错，《青岛和约》是个基本公平的条约。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过味来。现在的中国，被人欺负数十年，早就没有了泱泱大国的架子。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是很低的，所以，我签了一个在后世，足以称之为卖国条约的东西，时人却觉得，我干的不错。只有我却对此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于是，不和谐的声音也就愈发刺耳了。批评的声音始终是存在的，北京、广州，以及安庆本地，都有。只是，在联省范围内，并不是舆论的主流。在北京，大肆批评的声音，只持续了不长时间——日本提前完成了《二十一条》，目前正逼着袁世凯签约。可以预计，这份条约，要比《青岛和约》严厉许多许多，袁世凯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安庆彬彬有礼，很有涵养的日置益，却在北京厚颜无耻的对中方谈判代表陆成祥说：“目前的世界危机，将迫使我国采取影响深远的行动。当一个珠宝店着了大火的时候，要住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