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让北京有多余的钱款整编军队。尽管我没有向北方进攻的意思，但袁是不会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的。这一年多来，北京政府是靠着关税支持，重新编制武装了12个师、16个混成旅的军队。北洋军编制人数少，一师仅一万二、三，一混成旅六千多，总共不过二十四、五万。然，关税不是控制在我手里，就是控制在英国人手里，洋主子的脸色很难看的。
强迫国会选举自己成为总统后，袁害怕国民党与联省勾结，迅速解散了国民党。只是迫于联省的威胁，袁没有解散国会。但由于国民党议员被免职，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已经陷于瘫痪状态。然而，没过几个月，袁又后悔了，联省与国民党闹翻了。
再后来，日本在青岛没有达成预计目标，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东北和北京政府。日本用支持称帝来引诱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独占满蒙的《二十一条》。客观地说，袁世凯此时是极需要外国的支持的，袁世凯也是很想称帝的。但《二十一条》实在太苛刻了。袁试图在外交上做出努力，形势却已经不同了。
1914年年中，日本的财政状况十分糟糕，欧战开始后，贸易中断，更是雪上加霜。这时候，各国的一致要求，是日本政府无法不加以考虑的。然后，国防军的大阅兵，在日本引起了很大轰动。日本对中国的情况是最关心的，中国是它唯一可能的殖民地。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对阅兵和演习进行了跟踪报道。稍后，欧洲庞大的农产品和军用物资需求，使日本的财政状况大有好转。日本政府却限于自身实力不足，不得不与我和谈。而北方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北洋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远不如国防军，其实力不足以为依靠。而欧洲各国又深陷战争，无力做外交之外的干预。此时此刻，唯一的办法，就是国防军北下。这样的情况，却是袁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
迫不得已，袁世凯就把条约内容泄露给报纸，想借用舆论的力量。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上下是一片反对之声。这时候，日置益又强硬的要求袁世凯，限制反日言论。于是乎，袁世凯不得不限制北方的言论。但东南的言论，是其无法控制的。趁此机会，民主党及青年会都活动起来，大肆宣传，推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实力过于悬殊，注定袁世凯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的。
而且，日本支持其武装，再与孙小山联合，北京重开国会，在道义和实力上，就有机会，有可能，有实力打败南方了——这对袁的吸引力之大，难以言表。所以，袁世凯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一条约。
1915年，3月，北京取消了对孙的通缉，与其在北京相会，并一起通电谴责联省的军阀行径，宣布恢复国民党的地位，重新组织国会。但是，袁、孙二人都错误的估计了国内形势，民众是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的。联省外战胜利，内部建设也如火如荼，民众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普通民众更重视这样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国内已经有了崇高的声望。而且，国防军的实力雄厚，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局势，不是操纵在北，而是掌握在南。与之相比，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袁多次破坏约法，孙也在中日交战中企图偷袭国防军，现在又支持签署了《二十一条》的袁——我不理解革命者的思想，我总以为国家要比革命更重要，可革命家的想法往往相反——如此种种，极大的损害了两者的声誉。
尤其是《二十一条》，举国上下一致视为奇耻大辱。南方各政治团体都活动起来，开始有组织，有步骤的中断对日贸易。几家银行，一致宣布，对摞丝业提供优惠贷款。当然，这些银行中不包括兴华银行，但兴华银行秘密为几家银行提供了一笔足够的资金。董氏也趁机推出了摞丝机，很简单的东西。中国南方的摞丝业迅速成长，到1917年，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生丝主要供应国。在此过程中，日置益也曾找过我，希望我能干预这种反日的行为，我虽然表示很为难，但为了“中日亲善”，还是答应了。于是，民主党退出了这一活动，活动改由其外围组织青年会操纵^…^。而且，我没有干预中日贸易。哦，也不能这么说，我干预了中日之间的大米贸易，恢复对日本的大米供应。当时的日本经济向工业社会转变，城市的扩大，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得大米供应开始出现紧张。而稻米的主产地就是中国，特别是，安徽农村改革后，各村长积极主动的推广应用了杂交水稻，虽然技术不很成熟，水稻的产量也提高了近一倍。现在，联省已经成为日本大米的重要供应地。所以，尽管我限制其它贸易不力，日置益也还是很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