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样的”。我就温和地批评他们，“为何在汉唐的时候，外国人一看就懂了，觉得威风凛凛？还不是我们不够强大，我们落后了。就算放上一堆星星，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外国人该瞧不起你，还是瞧不起你。所以，有时间讨论这些，不如想办法把中国建设的更好些儿。那时候，随便用什么图案，别人都会觉得美了。”
这样的话当然不会有说服力，不过，他们也不会和我争执，声望高的好处，还是很多的。还有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像满清的龙旗什么的。然后，被我大批一顿，“数祖忘典，这是黄帝制定的，跟满清什么关系？不学无术！”
后来，我还设法推动了中西文化的合流——以孟子的“夫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和“人之初，性本恶”作为基础，来阐述现代西方的思想内涵，在严复、戴季陶、胡适、王国维等人的支持下，重新认识儒家思想，使之人性化，被称之为“新儒家”。
“新儒家”重新认识了“中庸之道”和“仁义”。
“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民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有钱有势的人，虽然少，影响却大；穷困的普通人，数量多影响却小。故国家政策常倾向于富者，然长久如此，不满者日众，终不利于国，也就是说，不利于所有人。所以，在制定政策时，应当保护弱者。并提出了发展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
“天下”既然是“天下人之天下”。那么，执掌国政，变须以天下人，即国民利益为先。也就是说，“仁义”是对国民而言的。对外国讲“仁义”，不能够损害国家、国民之利益。否则，无异于以公共利益，博取个人名誉。所以，推崇“国与国之间唯有利益”。
……
这些言论一现世，就引起极大争议。刚刚平息了“清史”之争，人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新儒家”之争。后者在当时的远不如前者，引人瞩目，然影响更为深远。
批评者说，“这不过是把现代西方的思想，用古人的话，加以阐述”。还有守旧者指责“新儒家”，篡改歪曲圣人言论。我一概不加理会，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如笔名为“类田鸡”的后世学者王某某的评论——“‘新儒家’运动，是一场以‘复古’为名的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从中获得了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而西方思想，却获得了传统基础。两者的结合，使国学最大限度被继承，也促进了西方思想的全面推广和广泛传播。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儒家”运动，我的笔杆子们作了引言；“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们，把其发扬光大；随后，功底深厚的国学大师们，加入其中。胡适等人，是为了宣传西方思想和文化，推进思想解放；而王国维等人则敏锐地发现了，该运动对儒家延续的重要意义。双方，不对，是N方在报纸上，唇枪舌剑，火花四射，最后形成了上述主流理论。孟子取代孔子，成为新儒家的开山祖师。
当然，我在文化上的推动，基本就是如此了。白话文已经正式被列入课本，义务教育中古文部分再次减少，同时，改变学生的语文教育目标为：“能够通畅的用白话文读写，并能顺利地阅读一些优美、经典、不是很难的古文文章和诗词，并理解其中含义”。我对传统文化的最后努力，就是在五年后，把新儒家的几篇经典文摘，列入必须阅读科目。
因为我对此类运动的支持，加之，我在重要场合，身穿汉服以为礼服。鼓励支持人们在传统节日和重要庆典中，穿汉服。与我对驻外使节的规定，截然相反——他们被要求，在公共场所，必须穿西服。
所以，时人遂评论说，“袁世凯看起来新式，本质却是旧的；董正朝看起来旧，实质都是新的。”
这话听起来，应该是在夸我。但我总觉得别扭。似乎在形容“香蕉”一样。
1919年11月7日，这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中国第二届国会，历经216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制定通过了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
《宪法》规定：
“一，国会；
二，内阁；
三，司法；
……”
《宪法》制定通过后，组阁也就提到日程上来。
民主党上次的理事会议，已经把事情定了下来，在国会很快通过了。由于张謇更中意农林总长，谭延辏П煌凭俪晌�芡常�溲卓党晌�我樵阂槌ぃ�醪┪某晌�谝樵阂槌ぁＮ以蚓腿沃泄�诟笾频牡谝蝗文诟笞芾怼�
1919年11月28日，我在在过会发表了就职演说，表示“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