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进，当退则退”，切不可恋战。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以此战为例。白军久战不下，从年初一直打到八月份，伤亡很大，又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官兵都产生了厌战情绪，士气低落。此消彼涨，红军的士气高昂，秋收后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物资补给，红军甚至还可以征一批兵。依此情况分析，就算很平庸的指挥官也会得出撤退的结论。
然，实际情况是，十之八九的指挥官都会选择恋战。在这里，往往是战场外的因素影响了作战。
莫尔恰诺夫长期指挥作战后，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计个人荣辱，作出恰当选择。蒋百里在分析此战时，给莫尔恰诺夫以很高的评价。蒋百里以为，仅此一事就可以把莫尔恰诺夫列为一流。
白军撤退的时机把握极好，粮食未下，红军作战仍受到很大限制。而且，有着丰富经验的莫尔恰诺夫，把部队分成几部分，轮流后撤，交替掩护。面对这样“乌龟”式的防守，图哈切夫斯基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九月初，两军脱离战斗。
俄罗斯被分裂成两个大体相当的部分，白军在东，红军在西。战争的硝烟，弥漫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久久不散。
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眼里，文治就不如武功。
我在第一届任期内，就收回中国失地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稳定了蒙古局势，为中国取得中亚，开疆拓土四百万平方公里。
内政也卓有成效，“土地村有”和《宅地法》的实施，农民受益匪浅；《劳动法》、《工伤抚恤条例》的落实，为工人提供了保障；普及教育和社会福利，影响更是遍及全国。
文治武功，极一时之盛。
虽然国民党攻击我执政以来，内债外债翻两番，成几倍增长，却也无法动摇民主党如日中天的大好局面。
1923年4月，民主党在大选中再次大获全胜，取得参众两院绝对多数。
同月，我第二次当选总理，继续我的执政生涯。
有多年的执政经验，我自是驾轻就熟，陆续在国内推行了几项新政策，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强国。
不过，还是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一切也到了结束的时候。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俄罗斯一分为二，将会长期持续下去的时候，形势却出乎意料的急转直下。
军事化的独裁，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政权。这个，我们可以用古往今来无数的例子，加以证明。最近的一个，大概就是红军了。但是，现代人并不推崇独裁，尤其是，完全军事化的独裁。因为独裁缺乏自检能力，把所有的军事、政治、司法等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里，效率高是高了，却失去了限制。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俄罗斯临时政府的问题就在于腐败。
腐败问题是致命的，也是难以避免的。它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我深深知道腐败的危害性，历来十分重视，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希望能够把腐败，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尽管我严于律己，重视腐败，从不徇私舞弊。但是，就连我亲自带出来的新军系，也还是出了不少这样的事情。不过，公是公私是私。对于此类问题，我从不袒护，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但有其他问题，我该帮忙，还是帮忙。所以，大家知道我是念旧，却也不敢太乱来。
然而，中国也依然广泛存在着腐败现象。每年，各机构处理的腐败案件总有成千上万。新军每年都有因为牵涉进相关案件，而被处理，甚至于判刑的。头几年多些儿，欧战后期就少了点儿。主要是自己有了钱，身家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大多数人就能忍住了。
少了不等于没有，不仅有，还是每年都有。至今为止，原新军也有一百多人被处理，其中半数以上还被判入狱服刑。人要被贪婪眯住了眼睛，就跟鬼迷了心窍似的，什么事都会做的。
记得我曾经说过一点儿关于沙俄官员的腐败，就是用木头楔子铆战舰那个。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腐败问题上，沙俄是极少数能够与满清相媲美，甚至有可能超乎其上的政权之一。
俄罗斯临时政府基本继承了沙俄的人员，也就秉承了这一传统，虽然由于客观原因，在博大精深方面，可能要差些儿。但在官员的贪婪程度上，一点儿也不逊色。
高尔察克在战败后，对政府进行了清洗，这种清洗虽是政治斗争，却也起到了纯洁政府的作用。高尔察克政府在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