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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17日，我和妻子、兄弟一起去首都华盛顿，出席一年一度的首席检查官奖的颁奖大会。颁奖仪式之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及其助手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地点在联邦调查局总部J·埃德加·胡佛大楼里局长的私人餐厅。
颁奖仪式在司法部的大礼堂举行。里面济济一堂，出席仪式的都是显赫人物和政府要员。
我是获得此奖的一员。首席检查官威廉·弗兰奇·司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把首席检查官卓越贡献奖奖给了我，把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优秀特工。他们表彰了我的成绩：我隐蔽了那么长时间，渗透到黑手党内部那么深，这都是前所没有的，这需要多么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除了在第一次审判黑手党中作证以外，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
第二章 发端
我在工作的第二年，就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外执行公务。我们一直在追捕一名抢劫银行的在逃犯，追捕了大约有1个月，其间有好几次差点就逮到了他。我和同事杰克·奥罗克得到秘密报告说，那家伙将要在靠近华盛顿的某个公寓停留大约半个小时。我们提醒了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这样他们就可以派两辆车。我们赶到那地方去，停了下来，就看到那家伙正在下楼梯。
这是一个黑人大汉，生得魁梧而又墩实，身高6英尺4，体重225磅。他已经干了一连串的抢劫银行和旅馆的活动，还打死了一名职员。
这儿是一个黑人住区的中心地带。那家伙一看到我们就从小巷溜走了。我纵身跳下了车，紧紧追随；我的同事驾车在街区四周行驶，以截断他的逃路。我们翻越了篱笆，奔跑在小巷里，踢翻了食品罐，弄得一片喧闹。我没有掏枪，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做。后来到了另一条小巷，我终于赶上了他，把他逮住。接着就拳打起来。一会儿他压倒我，一会儿我压倒他，接来揍去，互相咬住对方不放，打得双方都崩溃了。群众围在一旁，袖手观看。我征服不了他。我设法从背后腰间掏出了手铐，将一只套在手上，终于狠狠地砸到了他，弄得他一时眼花缭乱。这使我赢得了短暂的时间，把他的手反扭过来，将一只手铐铐住了他。
其他的车子已经开来，我们抓住了他。
我们押着他往车上走，他对我说：“你恐怕是个意大利人。”
“是吗？”
“没错，因为那样殴斗的方式只有两种人才那么干，这要么是黑人，要么是意大利人。我知道你不是黑人。”
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这家伙原来是退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佩戴的勋章表明了他在越南的英勇战绩。他遣送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谁也想不到他是从越南回来的退役军人。他成了个海洛因吸毒者，银行抢劫犯。在这次较量以后他蹲了大约三年的牢房。出狱后，他继续重操旧业。我们设法逮捕他的时候，他跳出来对我们开枪射击。我的一个兄弟用短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我为那家伙感到很不是滋味。可是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社会工作者，我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一个意大利人。我的祖父辈是来自意大利。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在那儿长大，然后到了新泽西。我父亲在一家丝绸厂工作，同时还开了几爿酒吧。他在62岁退休。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在中学读书时，我喜欢踢足球，打篮球，主要还是打篮球，当后卫，当前锋。我只有6英尺高，但是跳跃能力很好，足以当上全州的第二队队员。我到军校里待了一年，篮球更是经常打，后来靠篮球奖学金进了大学。我知道自己要当一名职业选手还不够条件。篮球只不过为我上大学铺了一条路。我学的是社会科学。我想当一名高级中学的篮球教练。大学读了两年我就辍了学，结了婚。那时我20岁。
我在外面工作了一年，正如我过去在校经常抽时间外出干活一样，我在工地上做工，开推土机，在丝绸厂干活，在酒吧里当招待，还开拖拉机拖车。我的妻子是个护士。干了一年的活以后，我又回到学校，想获得大学文凭。不过我不再打篮球了。我妻子已经怀孕，我不得不整天工作，没时间去打篮球。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世以后，我妻子就上班工作，当护士，好支持我把大学读完。
我的家里没有人当过警察。不过，我小的时候，曾经想到过当一名警察或者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