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问，甚至我想知道的一些情报常常因此而失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干的有些事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议论。我要耐心，顺从事态的变化。
桂多是吉里的得力帮手，是个莽撞分子。在这一伙人当中要数他最莽撞。他有点与众不同。他是意大利人，金发碧眼，蓄着胡须。因为他像我一样，不是入盟党徒，能够留着小胡子。他身高约6英尺1，体重200磅，年龄在三十八九。他胳膊上有蛇纹，戴一副色镜。他对我说，他因为犯有各种各样的罪，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进进出出。他是个杀手，但从来没有被判过有杀人罪。在吉里的管属下，他的几个伙伴在搞步话机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吉里对我说过，他认为桂多太莽撞，干过许多险事。但是他为科隆坡家族做了大量的“工作”，意思是他参与了抢劫。
如果桂多是你的朋友，他就要和你好一辈子。如果他是你的敌人，不想他吧——他非干掉你不可。大家对桂多都表示很尊重。
有一天，我和吉里那一伙人刚刚动身外出，当时我和桂多驾我的车行驶。
他问：“喂，多恩，什么声音在刺耳？”
“不知道，不碍事的，”我说。
“不错，是刺耳的声音，”他说着就挺起了身，昂着头。“来自挡泥板。”
我们回到了吉里的店铺，我把车子停在街对面的镶边石路上。
他说：“我要把挡泥板取下来，找找有刺耳声的原因，把它弄好。”
“算了，桂多，别费时间了。对我不碍事的。”
“我觉得碍事。一会儿工夫就行。”
桂多的车里有个工具箱，里面总是放着盗窃用的一套工具。他取来了工具，爬到挡泥板下面，开始往下取。
我说：“你找这么个麻烦干什么？这没什么大不了。”
不到5分钟他就把整个挡泥板取了下来，在板后面仔细检查。“行了，”他说着又把板钉回原位。
我问：“你究竟为什么要把它取下来？”
“说实话吧，你新来乍到这儿，我是想检查一下你的车上是不是装着电话什么的。没问题。”
“他妈的，”我说。“你以为什么混蛋警察，车里安着录音机？你为什么不当面问我一声？”
“别见怪，多恩。我们得谨慎一点，没什么。这一带我们要干的买卖多着呢。我们对你还不熟悉啊。这事儿完了，你别挂在心上。”
实际上，我对有人注意我、摸摸我的底，并不感到意外。他们能查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既然我要干多年的隐蔽工作，我总归要藏发报机或录音机，我要藏在装有录音机的其他特工车上，而决不会装在我自己的车上。
我要干什么不会那么完全安全。一有机会，我自己就窥探四周的情况。如果他们到了前门，或者外出，我一个人待在后室有那么几分钟，我总要看一看桌子的抽屉。抽屉里总是有枪，有自动手枪和左轮手枪，还有其他的偷窃行装，比如假发及滑雪面具。如果有人进来，我这样窥探举动会有致命的危险。可是我的工作毕竟就是要探知有什么情况，而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
如果我真像自己所说的那种人，那我就不能仅仅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的谋划，我得要有自己的事去干。
1977年初，我和维尼那个买卖赃物的歹徒做了几笔小买卖。维尼是个任务不重的歹徒，是属于那种家庭型的一类。他来自斯塔藤岛，白天在吉里的店铺里转转，晚上就回自己的家。外面抢劫的事他实际上并不参加。他不是重要分子，只是为别人转卖赃物。
我想作出这种姿态：好像我是往这儿或那儿运点东西，挣几个钱。通过这条途径牵到大一点的党徒。维尼开始以香料和我做买卖。
我们安排了一次约前会，地点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的拐角处，我寓所的楼下门外。中午前后，他驾了出租的白色福特牌运输车开了过来，车里装的是一箱一箱的兰纹牌香料。他说：“我每个星期直接从生产厂家提这货，我雇了几个兄弟在那儿工作。”
香料并不是真要干的买卖，但是这离珠宝买卖已经不远了。党徒盗贼并不是对凡有利可图的地方都事事伸手。你是想做一名好顾客，但是不能好到吃亏上当的程度。我买了一纸板箱的香料，都是法国名牌，价值220美元。
对于香料的处理，如同我在工作期间所购其他货物一样，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几天以后，我在新泽西州伍德布里奇乡的9号公路上的伍德布里奇拍卖行里碰到了他。拍卖行就像个跳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