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似乎很友好，可是他没有提到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为什么取消了和坎特的营业往来。他们并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系。
勒菲蒂的反应是：“可能是弗兰克给那个大型审判团弄得不可开交，他那一伙人要抛弃他。然后，他们23个党徒到审判团那里去，采取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立场；也可能是：弗兰克目前正在考虑这些问题，不想分神。可是你呢，你千不该、万不该放弃和他工作的赌博登记业务。无论怎么说，那毕竟有了个开端，他就可以派你到拉斯维加斯、佛罗里达、堪萨斯一带去收钱。你把事情弄得这么糟，偏偏不听我的话。我们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做买卖嘛。”
和巴里斯特艾里的关系没有进展。勒菲蒂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置之不理。到后来，迈克也介入了这事，通过各种渠道询问原委。就是他打的电话，对方同样也不给回答。
两个星期以后，到了9月初，坎特收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当律师的儿子的信，信中提到了解除与坎特的伙伴关系。
勒菲蒂叫我回到纽约。我们在东七十一街道上的伦尼旅馆碰了头。
勒菲蒂说：“这事儿与我没什么关系。他们可能以为坎特是个不好的家伙，他们不敢把钱交给他，因为他是个骗子。他们那里连电话都不肯接，明白吗？我是通过你把他介绍过去的。这位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无法同别人解释清楚。你要把事情对我说个明白。”
“勒菲蒂，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些什么。我是10年前认识他的，那时他一切都很正常。”
“也许他是个玩女人的东西。注意，多尼，上一次他在纽约，开的是那辆车，我带他到了酒店，就见他给3个女人买了饮料。为这件事我还训了他一顿。现在我听说，他在那边同弗兰克的一个女朋友勾搭上了，就在他的一个店里。有没有这回事啊，多尼？”
“勒菲蒂，我哪儿知道？我又不是白天黑夜看着他。我从来也没见过他干些什么事。”
“对于有人侮辱一个老练党徒的妻子或女朋友，这事儿迈克是怎么看法你是知道的。这种事比当叛徒、当告密者还要严重。是我和迈克把他介绍给了弗兰克，现在我们也弄得很难堪。我在那边也搞得不好下台。是你把他带进来的，你得设法做些工作，多尼。”
“你要我怎么办？”
“你说过，你在巴尔的摩认识了他。你到巴尔的摩去摸摸他的底。找一找认识他的人。他可能是个暗探。我们对他根本不了解。如果你发现他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还能挽救那边的局面。”
因此，我去了巴尔的摩。我当然什么事也没干，只是在那儿混几天，然后又回到纽约。
我对勒菲蒂说，我在那边找到几个过去认识坎特的伙计。据他们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坎特有什么不是。他不是什么“线”上的人，即不是什么暗探或知情告密的人，没有什么和女人的不正当行为，也没有侮辱过什么人。
“那好，”勒菲蒂说。“现在把他叫到这儿来，同他谈谈。你到密尔沃克去，把他叫来。”
我去了密尔沃克。我和坎特仔细分析了整个形势，尽量像老练党徒那样去思考问题。
两个家族通过会谈在一起干一桩营业。现在，巴里斯特艾里没有任何解释就取消了协议，对于布拿诺家族的最高副官打去的电话一个多月都不回话，这是极大的失礼，表明有重要原因。巴里斯特艾里受到了什么威胁。坎特随时会遭到不测。
我们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伙伴关系已经结束，巴里斯特艾里不会走回头路。售货机业务无需再搞下去。
但是，我和坎特还不能马上就关门大吉。一个像坎特那样的市民与党徒在一起搞买卖不能一下子就脱手不干。一旦像勒菲蒂那样的党徒把你拉上了钩，他非得把你榨干不可。你经营业务，他是你的伙伴，分利对半。或者说，你不管卖什么货，他都要得一半的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像是勒菲蒂的一个当事人对我说，你要是不同意那么做，你就要向那个家伙做些疏通工作，给他一大笔钱。你要想脱手一定得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勒菲蒂也在为一桩赃货加紧催钱。那里有一批贝塔马克斯牌录像机，他可以以15，000美元得手，10天之内倒卖可得18，000美元。但是他手头没有钱。迈克同意借给他5，000美元，借期10天，要价2，000美元。勒菲蒂要坎特投资其余的10，000美元。
我们需要时间，一方面设法安全撤退，另一方面让坎特避免掏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