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联络。这四名特工是：吉姆·基尼、杰克·凯斯、比尔·加纳和迈克·朗斯福德。1979年的秋天，他们在帕斯科县的荷里得一带租了一家俱乐部，离坦帕市西北方向40英里，位于繁忙的美国19号公路上。这是一幢八角形大楼，围地有5公顷，一直是一个网球俱乐部，有六个网球场，他们称为第一流的网球俱乐部。
罗西被推为俱乐部的“主人”。因此，第一流的网球俱乐部无权从事卖酒的营业，这是私人的“饮酒俱乐部”，你交25美元就可以成为会员。人们自己带酒，收在酒吧后面的小锁柜里，各人用的器具自己付钱。
罗西和坎特雇用了：一名管理网球场的经理，几个酒吧招待员，女服务员，一名钢琴演奏员，还有一名俱乐部经理。谁也不知道这是联邦调查局的行动。俱乐部全部装修一番，酒吧换上新颜，窗帘、橡木桌子、带垫子的橡木椅子全都焕然一新。大门上有个窥孔，门上的招牌上写着：第一流网球场属私人娱乐场所；他人不得入内：会员和客人进门要按铃。
他们开始在俱乐部的后室里搞扑克赌博，房东收5％的利。他们给帕斯科县司法部门的一位官员付钱，请他保护。他们引诱那些搞小型的贵重赃物交易、从事毒品交易的地痞流氓。引诱进来的有几个人是干垃圾行业的，他们就提出个点子：成立一个“车夫协会”，这样会员就可以控制这一带，不准外人进来。
一些乱七八糟的党徒开始在这儿溜达，这些都是前芝加哥和前纽约的党徒。他们表示有和大人物的多种联络，可能通到特拉弗坎特。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坎特建议，我或许能把布拿诺家族的成员带进来，如同我们往日在密尔沃克所做的一样。我们说不定可以同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与佛罗里达老板联络的人员允许他们在这一带活动，他对于我们这儿的兴趣如同对布拿诺成员的兴趣一样。正如我们在密尔沃克一样，我们在这儿说不定也能与特拉弗坎特举行会谈。当然，坎特不能参与这样的行动，他无论如何要回避，因为他过去的那段历史已经成了他行动的障碍。
10月份的一天，联邦调查局总部突然传下来命令：要我撤回去，结束多尼·布拉斯柯的使命。调查局发现，密尔沃克的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已经知道，托尼·坎特是个特工，按照党徒的准则，他下一步就要把情况告诉纽约的布拿诺家族。他们眼看着就会把矛头对准我。
这个决定是总部的上层人士作出的，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我要同他们讲清楚。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基础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我乘飞机到了芝加哥，会见了迈克·鲍特肯杰克，他是“木材行动”的专案特工。我陈述了案情。
巴里斯特艾里显然没有把情况传到纽约那边。我们估计，即使他最终会传过去，会发生什么呢？
纽约方面获得情况以后，要干掉我，的确事先不一定有什么警告。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是我把坎特引了进来，这也是事实。但是我在引他进来时非常谨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作了担保。如果勒菲蒂问到我，我会说：“你看，我不是同你说过了，我和他10年前在一起干过一些事。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要么他10年前就是特工——还是怎么的？当时我不知道，现在也并不知道多少。”勒菲蒂会相信我说的话。再说，他也感到左右为难。当时他为了使巴里斯特艾里相信坎特的可靠性，他亲自对巴里斯特艾里说：他了解坎特，坎特是他自己的朋友。还有，在“活跃气氛”那次宴会上，巴里斯特艾里曾经介绍过坎特，说坎特是来自巴尔的摩、他自己的朋友。
鲍特肯杰克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的还有我一直最信任的老朋友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他是纽约犯罪组织工程的协调员。不过，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抓紧工作，而且全靠电话交谈。我们说服了总部的吉米·耐尔森。他是“木材行动”的督学员，也是我早先在纽约工作的同事。
他们在总部的高层次人士中做工作。最后，大家都表示同意，允许我继续干多尼·布拉斯柯的工作。但是，华盛顿那里仍然顾虑重重。从那以后，人们不时地为我的安全担心，认为我应该要撤退。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被说服：我应该隐蔽干工作，我会安然无恙，我们的情况越来越好。
我非常相信我做的对。但是从那以后，这一段插曲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家族里有人打电话要会见我的时候，我就犯了疑：是不是巴里斯特艾里终于把情况透露过来，我是不是到了末日。
我妻子和女儿乘飞机到了新泽西，要和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