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不定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听到。这时磁带录完了，电池也用光了。
许多情况你都难以控制。你不能在现场测试音量的高低；不能为了录音对谈话的人按照你的心愿作出安排；你不能要求谈话的人把声音说大一些；对于混淆谈话内容的其他杂音，你无法控制。还有可能，谈话中一谈谈了几个小时的基本情况以后，才进入你想要听的实质内容。到谈话的最后阶段你才听到你想要听的一切。等到调查局放录音带的时候，你只录下了一部分内容，甚至毫无所获，等到磁带放完了你才知道。对于所录的音你不能重新调整，不能跑回去对歹徒说：“昨天的谈话内容你还记得吗？我们再谈一遍。这次谈话不在原来那间房子进行，因为那建筑物钢筋太厚……我们的步子不要迈得太快，因为正在录音的车子已渐渐失去了目标。”你也不能对他说：“我们的谈话再重复一次吧，因为上一次的电池失效了，或心轴用坏了，要么是磁带出了故障。”
这一类的事常常使我感到精神上的负担，也比其他隐蔽工作带来更多的心理压力。
我不喜欢带窃听装置。隐藏东西很困难。我和那些党徒混得很熟，我们在一起总不离那种习惯性的拥抱和接吻。赛马场上，摔跤场上我们常去。我和那些党徒白天黑夜混在一起，和勒菲蒂在一起的时候，一天24小时都不分离。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在房间里换衣；打着赤膊，只穿一条游泳裤坐在池边。
到了确实要用录音机或发射机的时候，我从来不带在身上。我只带过一次，那是在1975年，刚刚开始对重型装备盗窃团伙进行破案的时候。我带的是拿格拉录音机或T…4发射机，就装在甲克衫的口袋里。带着拿格拉录音机的时候，我不肯冒险把麦克风放在衣服里面，通常用细绳把机器包扎起来，整个装置都放在口袋里。如果身上没有穿甲克，就把录音机放进牛仔靴里，然后把接通麦克风的细线牵到衣服上，磁带和话筒贴在胸口。
我从来不想把窃听装置带在身上到处跑，因为随时有可能有人搜查你的寓所或汽车。因此，当我想用窃听装置时，我就作好安排让办案特工和我见面，在什么地方为我拾音，然后秘密传递过去。
携带窃听装置的明显的最大优点是：你可以为某一件案子获得至关重要的录音谈话。因此值得冒一下风险。在任何情况下，带不带窃听装置由我自己决定。在着手“冷水工程”这一行动中，我总共使用了十几次窃听装置。
孙尼在加紧把情况向特拉弗坎特那里介绍。他派勒菲蒂到荷里得那里执行一项使命：试图通过中间人来引见。我们估计，勒菲蒂可能要谈到重要的人和重大的事。窃听装置如放在甲克上衣里太显眼，我把它放在牛仔靴里。
他曾对我说过：我们要乘飞机去迈阿密，要见梅尔·兰斯基①的女婿，那是党徒里臭名昭著的财阀，管理赌场的魁首。据说他是特拉弗坎特的朋友。
① 兰斯基（Lansky，Meyer，1902…）：原名梅尔·舒乔尔·杨斯基。美国最有实力、最富有的犯罪辛迪加首脑和银行家之一。1973年，他以藐视大陪审团罪和偷漏所得税罪被判罪。
吃早饭的时候，我问勒菲蒂：“我仍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他说：“因为我们想要见见这个家伙，他在迈阿密海滨。他要把我介绍给那个家伙，那家伙就介绍我去会见那个大家伙，他就在这一带。”
勒菲蒂像以往一样，老是在抱怨罗西没有给他足够的钱。罗西给他买了来往纽约的机票，但并没有提出付从荷里得到迈阿密的机票，也没有提到要付他可能要花的费用。
我说：“好好坐下来，把情况向他作些解释。”
“解释的事，应由你来说。他应该想到这儿的情况。”
“我知道，这儿的情况他应该想到。可是，他实在也没有弄得什么钱。”
“我不想麻烦了。你就对他说：我们要见梅尔·兰斯基的女婿，他要给我钱。”
勒菲蒂派人叫罗西到俱乐部去，替他找一下他的纽约——坦帕来往飞机票。他说，他把飞机票丢在什么地方了。但是他并没有丢。他向我透露：他想试探一下罗西的态度。
孙尼早先到俱乐部来的时候，发现罗西的汽车用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牌照，他对勒菲蒂说，他对此有怀疑。勒菲蒂就问我，我解释说：那是一辆租车，原来车上挂的是什么牌照，租来以后还是那个牌照。
但是，勒菲蒂还想对他作更多一点的检查。罗西用自己的美国运通信用卡为勒菲蒂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