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一起考虑，谁行呀？我们要为这个想些办法。他究竟想要什么？”
“孙尼，我只是在听，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什么都不说。现在3个赛狗场，每个场子开业4个月，因此，他们互相联合在一起。你现在又提出搞个场子，如果没有人出来控制一下全局，他们肯定会和另外那3个赛场有纠纷。所以他实际想的东西就是要有许可证。”
我说：“要么有个人能与坦帕的人坐在一起。”
“下次我见到坦帕的人，我来向他说明情况，看他怎么说。如果他说：‘好啊，你们干吧。’那你们就干，谁也不会找你们麻烦。不过，要是他说：‘注意，我已经有了3个场子，还要第4个干什么？’那就吹了，因为你要对他表示尊重。我们给那个副官400块钱，他可高兴？”
“啊，高兴，”罗西说。“我一直都在给他钱——200块、300块地给。”
“我指的是那一个晚上。”
“拉斯维加斯之夜？啊，他高兴。”
“我们要对他说，在几个星期以内，我们要搞另外一个场子。我要把我的弟兄们带来，两个弟兄管双骰子赌台。这么干，可能我们这一次真能弄大钱。”
家里打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表示不满。“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总要同女儿们一个一个地谈话，问问学校的情况，她们是不是养肥了马——她们养了3匹马，放在路边的牲口棚里。她们关心的主要是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妻子总是说：“乔，你干些什么事儿，给我说一点吧。说一说你在什么地方，讲一讲你干些什么事，我知道了心里也舒服些。别让我心烦意乱了。”
我总要给她讲一些情况。如果孩子们为我担心，我就说：“没什么可担心的。那帮家伙蠢得要命，连纸袋子包住他们，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出来。”
开支问题，家里的事，孩子的事，这些问题我样样都无能为力。这里的事儿太多，佛罗里达那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停，弄得我7个星期都没能回家。
我大女儿毕业了，我回了家，那是在6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我是个陌生人。一个月前，我妻子刈草时踝部跌伤了，缝了6针。这事儿她没有提过。我的女儿们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习气，只是令人沮丧，因为我不在家，没能及时处理。有一次我独自一人，用拳头把卧房门敲得咚咚响。
我妻子为我女儿毕业搞了一次很像样的便餐宴会。我母亲在，她母亲也在。我感到很不自在，连话也不怎么说。我像是和家里人隔了多少年一样。
后来我妻子说：“今天是你女儿的毕业的日子，你把别的暂时就抛开吧，要高兴一点，别那么一副面孔。”
由于孙尼和勒菲蒂要到佛罗里达那儿去，所以我还得返回那里。他们已经安排好了要和特拉弗坎特会谈。我在家里待了3天。我妻子说：“你情绪一直很坏。”她没有问是什么原因，要是真问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6月3日，星期二早上，她送我到了机场。这天是我们结婚19周年纪念日。
我到了坦帕以后，我打电话回家，对于我在家时表现的不好情绪表示了歉意。
孙尼带着女朋友朱迪和勒菲蒂一道赶来，在塔希提汽车饭店登了记。孙尼要等电话，听特拉弗坎特安排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见。我们在游泳池一带溜达。
第二天他接到了电话，要他在当天晚上8点会见特拉弗坎特。他要我在6点45分去接他。他说：“我想去早一点，对那个地方熟悉一下，看看有什么异常没有，有没有警察。”
布拿诺家族的最高副官要和佛罗里达的最大老板相见，联邦调查局派出了一个监视组。
我用的是罗西的车，因为那车的车箱里装了拿格拉录音机。我让孙尼上了车。勒菲蒂没有跟他去。
“我们到巴巴斯去，”他说，意思是指塔彭斯普林斯那里的饭店。“他连名称都不提。他没有必要提。他只是说：‘今晚我想吃点希腊味。’我就说：‘我知道你说的地方了。’”
大约在7点15分，我们到达了饭店。我们待在酒吧里，喝点饮料。孙尼漫不经心地仔细打量周围。
“这位伙计怎么认识你的？”我问。
“上周我在纽约见到了他。我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件事。他在那里。史蒂夫多年前就认识了他。史蒂夫把我介绍给了他。”
大约7点30分，孙尼说：“好吧，多尼，你可以走了，回到俱乐部去。到要车的时候我给
